，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後成立於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大，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当时外国政府之对於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一日子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扣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被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於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时南京武昌两处新军皆大欢迎。在南京有赵伯先1接洽，约同营长以上各官相见，秘密会议，策划进行。而武昌则有刘家运2接洽，约同同志之军人在教会之日知会开会，到会者甚众，闻新军镇统张彪亦改装潜入。开会时各人演说，大倡革命，而法国武官亦演说赞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派洋关员某国人尾法武官之行踪，途上与之订交，亦伪为表同情於中国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为彼探悉。张之洞遂奏报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党之计划，或确或否。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後刘家运等则以关於此事被逮而牺牲也。此革命运动之起国际交涉者也。

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

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也。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贝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拚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於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於道矣。寻而萍醴之师败，而禹之谟刘道一寗调元胡英3等竟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而同盟会本部之在东，亦不能久为沉默矣。时清廷亦大起恐慌，屡向日本政府交涉，将子逐出日本境。予乃离日本，而与汉民精卫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设机关部於河内，以籌划进行。旋发动潮州黄冈之师不得利，此为予第三次之失败也。

继又命邓子瑜发难於惠州，亦不利，此为予第四次之失败也。

时适钦廉两府有抗捐之事发生，清吏派郭人漳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黄克强随郭人漳营，命胡毅生随赵伯先营，而游说之以赞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许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起，彼等必反戈相应。於是一面派人往约钦廉各属绅士乡团为一致行动，一面派萱野长知带款回日本购械，并在安南招集同志，并聘就法国退伍军官多人，拟器械一到，则占据防城至东兴一带沿海之地，为组织军队之用。东兴兴法属之芒衔仅隔一河，有桥可达，交通甚为利便也。满拟武器一到，则吾党可成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要约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至时防城已破，武器不来，予不特失信於接收军火之同志，并失信於团绅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时不见武器之来，乃转而逼钦州，冀郭军之响应。郭见我军之薄弱，加以他军为之制，故不敢来。我军遂进围灵山，冀赵军之响应。赵见郭尚未来，彼亦不敢来。我军以力薄难进，遂退入十万大山。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

钦廉计划不成之后，予乃亲率黄克强胡汉民并法国军官与安南同志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今广西睦南关），占领三要塞，收其降卒，拟由此集合十万大山之众而会攻龙州。不图十万大山之众以道远不能至，遂以百余众握据三炮台，而与龙济光陆荣廷等数千之众连战七昼夜，乃退入安南。予过谅山时为清侦探所察悉，报告情吏，后清廷与法国政府交涉，将予放逐出安南。此为予第六次之失败也。

予於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入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吾党根据之地。后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於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弹尽援绝而退出。此为予第七次之失败也。

予抵星洲数月之后，黄明堂乃以百数十人袭得河口，诛边防督办，收其降众千有余人，守之以待干部人员前往指挥。时予远在南洋，又不能再过法境，故难以亲临前敌以指挥之，乃电令黄克强前往指挥。不期克强行至半途，被法官疑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内，为清吏所悉；与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众，以指挥无人，失机进取，否则蒙自必为我有，而云南府亦必无抵抗之力，观当时云贵总督锡良求救之电，其仓皇失措可知也。黄明堂守候月馀，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於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众六百余人退入安南。此为子第八次之失败也。

後党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属星加坡。到埠之日，为英官阻难，不准登岸，驻星法领事乃与星督交涉，称此六百余众，乃在河口战败而退入法境之革命军，法属政府以彼等自愿来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国人民而与其本国政府作战，而未得他国承认为交战团体者，本政府不能视为国事犯，而只视为乱民：乱民入境，有违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国邮船停伯岸边两日，后由法属政府表白：“当河口革命战争之际，法政府对於两方曾取中立态度，在事实上直等於承认革命党之交战团体也，故送来星加坡之党人，不能佗乱民看待”等语。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败之后所发生之国际问题也。

由黄冈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後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一击不中，与黄復生4同时被执系狱，至武昌起义后乃释之。

同盟会成立之前，其出卖以助义军者，不过予之亲友中少数人耳，此外则无人敢助，亦无人肯助也。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1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提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蓄积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其他则有安南西贡之巨商李卓峯会锡周马培生等三人，会各出资数万，亦当时之未易多见者。

予自连遭失败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於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於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於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後克强汉民回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与赵伯先倪映典朱执信陈炯明姚雨平等谋，以广州新军举事。运动既熟，拟於庚戌年（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某日发难。乃新军中有热度过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风潮，於是倪映典仓卒入营，亲率一部份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枝冈，为敌截击。映典中弹被擒死，军中无主，遂以溃散。此吾党第九次之失败也。

时予适从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而后，则取道檀岛日本而同东方。过日本时，曾潜行登陆，随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横滨渡槟榔屿，约伯先克强汉民等来会，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时客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巳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祇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时各人亲见槟城同志之穷，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费每有不给，顾安得余资以为活动？予再三言必可设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举，必当立速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接济某处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吾等亦当继续回香港舆各方接洽。如是日内即需川资 五千元：如事有可为，则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勗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计划既定，予本拟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而英属及暹罗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则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则多有乐从者矣，於是乃有（宣统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广州之举。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

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2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援应；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无如清吏防范亦日以加严，而端方调兵入川，湖广总督瑞澂则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份交端方调遣，所以然者，盖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时已一日数惊，而孙武刘公等积极进行，而军中亦跃跃欲动。忽而机关破坏，拿获三十余人，时胡英尚在武昌狱中，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而炮兵与工程等营兵士已多投入革命党者，闻彼等名册已被搜获，明日则必拿人等语。於是迫不及待，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以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帅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於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於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匪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舆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於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zha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於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渐复。厥後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份，己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份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份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著，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於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後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著尤多也。

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巳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於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