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们对这一行动缺乏控制。

尼尔提供了一些七巧板的板块，但正如托尔调查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只有少数人才能把情况拼凑起来。

譬如，我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巴德·麦克法兰于1986年5月曾秘密访问伊朗，当时由诺思中校陪同。麦克法兰之行是得到总统批准的。他坐了一架以色列空军707飞机飞往德黑兰，机上载有陶式导弹发射器。但我与总统一样，直到1986年11月才知道诺思和接替麦克法兰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程之外搞了一些其他的秘密活动。

当诺思的活动——包括可能把向伊朗出售武器的资金转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事——在11月的第3周公之于世时，报界还将此事说成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奥列弗·诺恩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该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波因德克斯特手下工作。

我认识奥列弗·诺思这位海军陆战队中校还是在他搞格林纳达行动的时候。他是一位受过勋的越南战争中的老兵。他由于工作努力，能“把事干好”而受到白宫周围的人的重视。他的活动范围从中美洲的丛林一直到民众团体的午餐，并向那儿的听众讲美国的外交政策。但诺思仍然是一名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这对未来的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如果他想避免无法控制秘密行动的话。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47年成立该委员会的法律（该法也规定成立中央情报局）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宗旨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总的方面向总统提出建议……”

这已清楚得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向总统提建议，不是承担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去搞秘密活动。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一项秘密行动，但它并不打算去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从未正式在一起讨论过有关伊朗的倡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来考虑这一行动各个阶段的情况——不仅是其可能有的好处，而且还有这一行动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隐藏着的危险。

曾在艾森豪威尔主持下的白宫工作过的布赖斯·哈洛，有一次曾谈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当时会议决定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黎巴嫩去支撑加米耶·夏蒙总统摇摇欲坠的亲西方政府。据布赖斯回忆，艾森豪威尔在听取了有关确保该行动成功的准备工作的汇报之后，转身向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福斯特，我很高兴，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我们作了一切努力。现在，请告诉我。如果事情出了差错，我们打算怎么办？

从这一例子来看，总统本人是一位敢冒很大军事风险的专家，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是提出问题——研究总统在批准一项外交行动，特别是在中东冒很大风险的行动前，他需要考虑的正反两方面意见。

里根总统在伊朗问题上从未得到那种全面建议的好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就在那儿，可是没有被利用，相反，人们越过了它。总统得到的情报和建议是支离破碎的——仅仅是七巧板的一些块板，不是全貌。

未来的总统可以从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一个经常为大家忘记的老教训是：不要寻找捷径，不要试图去阻遏这一进程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按规律办事。

第一条规律是：在拟订和执行一项秘密行动时，要不折不扣地按法律办事。

第二条规律是：决不要试图去与恐怖分子搞什么交易。

回想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信号，向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伊朗的倡议会引起麻烦。事实证明，乔治·舒尔茨和卡普·温伯格也对此有过很大的怀疑。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总统召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计划，可能会看作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

11月中事发以后，一些记者也提出了另一些问题—一不仅是问我知道些什么和什么时候我知道此事，而且提出一些我当副总统期间听得比任何其他问题要多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果我同总统意见分歧，为什么我不公开谈谈我的不同意见呢？一位副总统可以在私下说出他的不同意见，但是当政府的政策受到围攻时，同总统公开闹分歧便是那种最廉价的机会主义。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呢？事后诸葛亮是难得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社论评论家，而不是留给总统自己的一班人的。要是我还盼望当总统的话，我该不该阐明乔治·布什对这一或那一问题的立场而不顾罗纳德·里根的立场呢？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一位副总统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把自己的一套安排放在总统的安排之前，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东西之上，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不配当总统的。

最后，在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余波声中，就罗纳德·里根的行政管理作风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位总统是不是太不拘小节，对他的下属是否授权太多？

每一位总统都有他自己的行政作风。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作风的楷模——密切注视着地平线上发生的事，把一些具体的事留给其他人去做。而吉米·卡特却把时间花在检查哪些人使用了白宫网球场的人名上。

因此，主要的问题不是什么行政管理作风的问题，而是总统领导的质量。回答罗纳德·里根对白宫管理的好坏如何，不在于对一个单个问题的处理作风上，而在于他上任以来其政府的全部记录。

我回想起1981年1月20日那个晴空万里、天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坐在就职典礼台上的情景。那天的天气预报有雨，可是太阳出来了，气温在（华氏）50几度。历史上第一次就职仪式在国会大厦面向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西门前举行。首先，我作为副总统宣誓，由我的朋友波特·斯图尔德法官主持，而巴巴拉手拿着家里的圣经，然后唱赞歌《我们先辈的信念》；接着，沃伦·伯杰大法官为新总统主持宣誓。鸣礼炮21响。暂停片刻。然后罗纳德·里根讲话，他宣誓要在和平时期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复兴其经济，在国外重新赢得尊敬，在国内恢复信心——开创“一个国家复兴的时代”。

回顾以往，我们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乔治·布什自传--第十章 展望未来

第十章 展望未来

一位候选人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时，那些政治上喜欢冷嘲热讽的人马上就会朝向反方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位候选人不愿让人提出来的问题。但真正的情况是，很多你想回答的问题好像别人总提不出来。见过数十位来访者后，我自问，这些记者为什么对我想谈的某个问题或题目连边都不沾。我不知为什么如此，甚至想，假如我是一名记者，我会怎样提出这个问题和其它问题。

问：听了你的生平介绍后，有一点已相当清楚：你的每项工作好像都没干多久。

布什：你同巴巴拉谈过了吧，她也这样说。我们在40年中搬了28次家。实际上，我们结婚以来，住在副总统官邸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长。

问：但是，对所有那些工作，即在国会、联合国、中国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且从国会谈起吧。

布什：我要说的一件事是那里有一个对所有议员都适用的道德法规，同样的标准现在亦适用于行政部门。议员连同其家属及其职员，都应把财产、债务及额外收人全部公开。要建立一部公众利益违背行为法，这事早就该做了。

问：这个你讲起来要容易得多吧？因为你毕竟不再是国会议员了。

布什：这件事我已讲了20年，从当上国会议员起就讲。1967年1月我到华盛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所有财产和负债全部公开。接着我在众议院提出一项道德与揭露决议案。

问：结果如何呢？

布什：国会中新议员提出的大部分议案都是一样的遭遇，进展不很大。但道德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超党派问题——一个80年代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问题。华尔街内的骗术，政府中的欺诈——都促使华盛顿建立国家道德准则。我非常相信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名言：“公务机关乃公众信任之地。”

问：后来你的下一个工作是在联合国，关于那里有什么要说的吗？

布什：开始我的想法是，联合国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它以斡旋机构的身分致力于一个可贵的目的，为解决农业、环境和卫生等方面的问题而工作着。可是，由于联合国大会的选票受地区分群和集团投票的影响，使联合国决议易于离题。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有钱的话，联合国大会可在世界不同的部分轮流举行，每次先在纽约，然后，譬如说，在莫斯科。每隔一定时间在苏联的政治环境里活动一下，对那些习惯于随时打电话要我批评纽约的联合国官员，也许正是必需的兴奋剂。

我要说的另一点是，我离开联合国时，曾给尼克松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不应享有完全的阁员地位。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给其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更高的地位，将这一职位提升到阁员级。从表面上看，这像一个好主意。但实际上，这造成与国务卿之间不必要的紧张。联合国大使作为完全的内阁成员被认为与国务卿具有同等地位——不是在他手下工作，而是直属总统。结果是，有时我从国务院方面得到一种政策指示，接着过了一会，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就以总统的名义从白宫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要理会国务院的指示，而要另行其事。内阁中没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声音和以两种不同的口径对世界讲话，这对外交政策都是十分危险的。我们驻联合国大使应该像其他大使那样既向国务卿也向总统报告工作。

问：你提到了对外政策，那我们就谈得更具体些吧。凭你在中国的经验，你对美中关系有什么要说的或想法吗？

布什：好吧，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就是重要的，而不是从有些人说的美苏关系中“一张牌”的角度说它重要。当然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但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现在已不像过去几年那么严重。此外，还有各种理由应当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未来年月中发展和顺遂，因为这在战略上、文化上和经济上对我们两国都是重要的。

问：你任副总统前的最后一站是中央情报局。鉴于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你对隐密活动有何想法？

布什：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难以接受这样一点：一个世界大国为了生存往往需要进行隐密活动。一位面临国家安全受到潜在威胁的美国总统，应该在无所作为和坐等一场危机在我们眼前爆发之间想出另外的办法。答案就是进行隐密活动——但这种活动应该在严格的法定指导下进行。我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曾协助福特总统将其控制隐密活动的行政命令付诸实施。那项命令规定国会对隐密活动进行监督。那项命令还确认进行隐密活动的适合机构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规定是明确的，不会被忽视或回避。

像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种事件的长远影响，会给所有隐密活动罩上一层阴影。我同意国会在这个领域给予合法的关注，但同时，如果国会山的每个人，包括议员和工作人员，都接近中央情报局某一特定时间所做的工作的全部情报，隐密活动也就难以进行。那样做必然会有泄漏，而一旦泄漏就会危及隐密活动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的生命。所以必须两方面保持平衡——进行隐密活动的人应严格遵守法律，国会和新闻界则应该了解，有的情报秘密就得保密。我赞成建立一个单独的国会监督委员会——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其模式就是四五十年代相当成功的防止原子能泄漏联合委员会。

我对中央情报局还有一点想法——它同我对联合国大使的看法一样。我不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应该成为内阁成员。不能把他看作制定政策的人，让国家主要情报官员参与决策——且不说政治——是超出了中央情报局规章的范围。我在中央情报局时，经常是只参加那些要我就某事作报告的内阁会议，报告一结束我即离开会议室。还有，就是不要介入政治。在中央情报局与两“p”即政策（poligy）和政治（politics）之间应设一道墙。

问：那么，我想问问你对第三个“p”即新闻界（press）的看法。你对传播媒介对你进行报道的方式满意吗？

布什：当你置身于政治之中，随时都会受到批评。多年来我同新闻界的关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