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途中，我们访问了塞班岛，这使我回想起上一次在那儿的情况。我坐在总督府，眺望着碧蓝的大海，当年我服役过的美国航空母舰“亚钦托”号和远处的战舰炮击高地时。我的中队掩护登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是1944年的夏天。我记得那滚滚浓烟，我们接近敌人海滩阵地进行扫射的场面。不知怎样，当时好像没有感到是在战斗，至少不像人们在海滩上感到的那样。

后来，有人谈到日本人的家族在该岛的尽头跳下悬崖自杀的事，因为有人跟他们说，美国人将把他们统统杀死。甚至在此之后，还有日本兵进入丛林，挖穴而居，尽管日本已经投降。简直无法相信，41年前在这个美丽宁静的岛上打过一场仗，而我还曾参与其中。

四天以后，我们到了北京。在那里，我看到了不同的变化。10年前，我曾出使中国，我常常怀疑中国是否会真正现代化。一些70年代穿着毛式上装的政府官员，现在已穿上三件式的西装，不坐他们的“红旗”车，而改坐“奔驰”轿车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变化。邓现在谈到台湾的口气不同于前了。他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经济和军事体制，还谈到了“一国两制”。可是有些事情则没有变化，我想永远也不会变了。邓一天仍抽好几包烟。在我们谈话的1小时20分钟里，他抽了8支烟（我数的）。

他们安排我们住在迎宾馆，住在里根总统访华时住过的同一套房子里。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举行了一次便宴—一与正式国宴相比而言，总共约有30名来宾。席间，有加奶油的蜗牛汤、裹在芝麻软饼里的北京烤鸭、牛肉、加里福尼亚酒。中国人颇能适应。李先念是东道主。他一开始就说，那天晚上是“真正友好的一晚——不发表祝酒辞了。在宴会上所有的讲话都是老一套，使人听了生厌”。我说，“我完全同意，非常感谢”。并撕掉了我的讲话稿。大家都很放松，这可能是我出席过的一次最好的正式宴会。

同10年前相比，情况不一样了，非常不一样了。当时，美国联络处才30个人。现在美国大使馆有300人，这是认识到当前和今后我国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

萨尔瓦多之行。原来的想法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劳尔·阿方辛总统的就职典礼后回国途中在萨停留一下。我告诉我国驻圣萨尔瓦多大使汤姆·皮克林，我会在那儿停一下。结果，那次停留变成几年后难忘的访问之一。

萨尔瓦多当时正试图同显然是由萨的共产主义邻国尼加拉瓜发起的游击运动作战。萨尔瓦多政府为了求得生存，需要美国的援助。可是该国的敢死队——一帮极端分子，他们在1981年谋害了罗梅罗大主教和四名美国教会妇女，然后又在同年谋害两名美国劳工顾问——正在损害我们通过国会取得支持基金的能力。

我的任务是告诉阿尔瓦罗·马加尼亚总统和萨尔瓦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将被选出来接替马加尼亚的那位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而最重要的是那些掌管萨军方的司令，如果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援助的话，那么敢死队的活动就得停止，人权应受到尊重。这一口信必须强有力地传递过去，但又要不冒犯正在为抵制马列主义在中美洲传播而战的主要盟国。

我们的到达根本不像我所见过的国事访问。到处是武器，并不是为了鸣放19响礼炮。在“空军二号”降落后，我们改乘直升机。我们被带到几英里外的一个开阔地，在这片地的边上有一些矮灌木丛。可以见到一些身穿伪装军服的军人，他们手中拿着枪，随时准备着射击，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来自左翼游击队或右翼敢死队的进攻。

我们的车队匆忙开到附近的一个地点。到处是军队。我们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几小时后又参加了一次“国宴”。“国宴”是在一间狭长的拥挤不堪的房子里举行的。该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界和军方人物都来了。当我环顾餐桌时，我便能更清楚地懂得门外显示力量的理由了。这不只是为了美国副总统。只要有一枚对准目标的火箭或一颗炸弹，该国的全部领导人就会被一扫而光。

我的祝酒辞，我想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经过那么仔细推敲的正式祝酒辞，以将美国的口信传过去。

“总统先生，”我说，“您和许多其他萨尔瓦多人在反对暴政和极端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非凡的个人勇气。”接着是另一半口信：“但是，你们的事业正在受到少数反动派的谋害暴力的破坏……这些右翼狂热分子是苏联人、古巴人、桑地诺分子和萨尔瓦多游击队最好的朋友。他们采取的每一件谋害行动都毒化着我们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却有助于外国把独裁统治强加给萨尔瓦多人民。这些胆怯的敢死队的恐怖分子像左翼恐怖分子一样，对我，对里根总统，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反感的。”

我感到，我的讲话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那种以喝采或鼓掌多少来衡量其成败的讲话。直接的反应看来不错，但我的成功与否只能由我们离开之后所发生的事来衡量了。

四年多后，萨尔瓦多仍前途未卜，但是该国已与中南美洲日益增多的民王国家一起取代了旧的寡头政治和独裁统治。在圣萨尔瓦多度过的那紧张的七小时在这一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难以测量的。可是我知道，我在1983年12月传递了我们的口信。

贝鲁特之行。这是我进行过的或应邀作为副总统进行的一次最艰难的国外旅行。在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冲进贝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后，有241人炸死。所有老的词汇——悲惨的、极凶残的、毫无理智的——都无法使他们起死回生，或者阻止恐怖分子在另一个时候，另一个地方再次进行攻击。

这是1983年10月，在美国驻黎巴嫩大使被杀害七年以后，当时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我还记得我和福特总统、亨利·基辛格以及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一起在白宫的形势室内开会的情况。我们关心贝鲁特地区美国公民所受危险的程度以及是否把他们撤走。这样做可能会担些风险，我们显得对一个温和的、亲西方的政府失掉了信心。

过去七年中有任何变化吗？我在巡视海军陆战队营房遭受损失的情况以及同一些幸存者交谈时，似乎不是这样。但是世界这一地区对美国及西方是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撒手不管和一走了之。

我们把海军陆战队作为国际和平部队的一部分派到黎巴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一地区恢复和平。尽管有挫折，里根总统仍旧希望能找到某种办法来摆脱恐怖分子的暴力，不仅使黎巴嫩而且使整个中东得到稳定。

关于伊朗的倡议始于这样的想法：一个世界恐怖主义的中心有了变化。当阿亚图拉·霍梅尼去世时，各宗派集团将会在继承他的问题上发生一场权力斗争。我们的估计是，这场斗争已经开始。一些宗派集团更倾向于这样一个政策：对美国这个“大恶魔”比对其他国家少一些敌意。

这个想法不是我们一国独有的。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其他国家已开始“伸出手去”的行动——不仅仅是以色列，而且至少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悄悄建议我们也这样做。

就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伊朗就是霍梅尼，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但我们得到过这样的报告：霍梅尼死后，还有其他的伊朗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伊朗边境上的苏联部队。他们看到10万多俄国士兵占领着他们的伊斯兰邻邦——阿富汗。他们对北方的邻国怀有伊朗人传统的害怕和不信任。

对这些伊朗人来说，那个“大恶魔”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这些人决非什么“温和派”，但是培养这一派人就会使将来德黑兰发生的变化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另一个抉择是无所事事，任凭必然的变化发生，抱着乐观的希望。决定还是“伸出手去”。

这是有风险的，但在世界那个不稳定的地区，任何政策上的倡议都是有风险的。有时总统们在涉及我国国家利益时不得不担些风险。根据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和我们从靠近该地区的友好国家得到的情况，总统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当我在1987年5月初写到这里的时候，国会调查人员和一位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最后会变为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的每方面的情况。当时我不知道几个月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事实，所以我不愿猜测其他人在这种事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说了上面的话，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中还是有一些因素，我知道并不是明天、六个月或六年以后会变的。今年初发表的托尔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已披露了其中的一些因素。其他内容是涉及未来的政府如何吸取教训，不重蹈复辙。

我先谈一下我知道些什么情况和什么时候我才知道的。

我所了解的是，我们通过以色列人，向伊朗的一派作了“伸出手去”的努力，卖过武器，人质问题好像也成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事后，记者问我，我为何不了解更多的情况。答案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负责这一行动的人都把它分割成好多方面了，像七巧板中的板块那样。直到1986年12月，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整个情况，当时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杜伦伯杰向我汇报了该委员会对此事的初步调查情况。

戴维告诉我的情况使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被蓄意排斥在涉及伊朗行动的细节的一些关键性会议之外。我也向我的办公室主任克雷格·富勒谈了这一感觉。这是我最初的反应，但我也只是对了一部分。不只是副总统被排斥在外，被排斥在外的还有白宫决策过程中的安全保障，首先是涉外事务中安全保障的关键——国家安全委员会。

从长远来看，“伸出手去”意味着为霍梅尼死后的伊朗成为一个中东稳定的、非破坏性的力量铺平道路。这是一个很难反对的想法。但是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向伊朗人出售价值120o万美元的陶式反坦克导弹。这又是一个难以吞下的想法，直到伊朗和其他国家总军火贸易达到80亿美元的情况下，才有人向总统提出此事。

问题是，向世界上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持者中的所谓“温和”派出售武器，是否与政府不同恐怖主义者打交道的政策背道而驰。但是正如总统认为的那样，“伸出手去”是单独的，不属于那个政策的范围。总统认为，我们并未把武器卖给绑架者，因此我们没有同恐怖主义者谈判。

这是一条很巧妙的界线，但是与政府内部了解总统对人质关心的人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尽管总统没有公开细谈这一问题，这已成了白宫内部压倒一切的问题。他会见人质家属，并与他们保持联系。他感到，个人和官方均有义务使美国人质返回家园。

就我而言，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需要从长计议，同霍梅尼死后的伊朗发展一种不太敌对的关系。我也分担了总统对我们美国人质的关心。但是使我感到烦恼的是——我要表达这些担忧——美国卷入了一项重大外交政策倡议，对如何实行这一倡议却控制有限。诚然，我们在与一个忠诚的盟邦以色列一起工作，但是有时甚至连以色列人都表示，他们也弄不清伊朗反复无常的政治形势。

1986年8月，当我访问耶路撒冷时，有人要求我会见一下以色列反恐怖主义的主要专家阿米拉姆·尼尔。我去以色列是为了同那儿的领导人谈论美以全面关系。我的办公室主任克雷格·富勒接到了尼尔打来的电话，尼尔说，他要向我汇报。克雷格并不知道我们同伊朗的接触，我也真不清楚尼尔是何许人。早些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列弗·诺思提出要我见见尼尔的要求。

尼尔的官方头衔是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反恐怖主义的特别助理。但是，有些情况使我不安——不安得使我半夜起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挂了一个保密电话，弄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一要求。接线员未能联系上波因德克斯特，还是接到了诺思那儿，对这次会见，他要我放心。他说，原先这个要求是由我们访问国的东道主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自己提出来的，我这方面只不过是“听听”，听尼尔给我介绍情况。

我在大卫国王饭店我住的地方会见了尼尔，富勒在场作记录。尼尔是一个30岁出头的人，一个像奥列弗·诺思那样的一种人，看上去和说起话来的样子好像他宁愿在实地干事，也不愿坐在办公桌旁。我们的会见持续了25分钟。他详细谈了他称之为我们的伊朗倡议的‘两层意思”的背景。第一层是策略性的（“释放人质”），第二层是战略性的（与伊朗建立接触，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可有所准备”〕。我了解到，原来的想法是向伊朗那些更可能同西方友好的派别“伸出手去”。但尼尔谈的是先同一批（“温和派人士”）一起工作，然后再同另一批（“激进分子”）接触，因为后者对释放人质有更大的影响。可是，他并没有确切地讲清楚那些人是谁。因此当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仍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