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结束。”

那不光是为了新闻界报道或使我的工作人员（或我自己〕的士气不至于低落，我是有意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人——新闻界、工作人员或好意而悲观的朋友——问起我为什么不“现实”一点地看待这次竞选，我的回答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不一定要受到新闻界或选举票数的支配。我们在1979年投人衣阿华的竞选运动时曾是不现实的；就那件事而言，在一些专家们的眼里，甚至里根参加竞选也不是“现实主义”。在1976年的总统提名败给福特总统之后，他们就差一点把他一笔勾销。

我过去是——现在仍是——乐观主义者，确信不管形势表面上看来怎么不好，好事情是可以出现的。这是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如果乐观主义能鼓舞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度过黑暗的时刻，我认识到这种精神也可以导致一个总统候选人面临一些问题——不是策略上的而是形象方面的问题。

我的乐观主义主要指热情，宣传“大势头”和美国要“在80年代兴起”。好心的朋友也在那方面努力劝告我。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预科生”的空话，它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是，我的竞选运动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一日我失去势头，我就会失去一切。

到新罕布什尔之后，对我的批评达到我竞选期间最严厉的程度：说我未能阐明对“未来的看法”。

这种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我对美国未来的观点——我要领导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从竞选运动一开始就在几十次讲话和论文中已阐明了。

这一观点过去是（现在也是）由我的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这种保守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美国是全世界希望的灯塔，是全世界人民自由、正义和机会的灯塔。

在国外，尊重我们对朋友和盟国的义务和用通过实力保障和平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利益——用约翰·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的话说，我们足够强大，所以我们“绝不是由于害怕而去谈判”，而是“从来不怕去谈判”。

就国内来讲，即在解决问题时，要把政府看成是最后的、而不是最先的依靠力量。我相信，就像杰斐逊和林肯所相信的那样，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人民做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政洽和社会自由是同经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总统的适当作用是制订国内和社会发展日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不仅仅是产品而且还有思想——来改进美国生活质量。

以上所述一点也不意味着——像一些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他们才具有国家在社会及经济方面的不利处境所需要的“同情”和“敏感”。相反，我在1980年竞选期间每次国内政策演说的中心主题——和我当众议员时的记录——都反映了我个人相信这样一种思想，即每个人都应有公平的机会来发挥上帝赋予他或她的潜力。

我的“看法”——在我作为一个候选人时所讲过的话中和在近20年公众生活中所作过的事情上都有反映；但是不知怎么，有关竞选的一些竞争方面连同那些问题一道在新闻报道中无影无踪了。

这个问题不是1980年竞选时开始发生的。在1976年，新闻界最关注的问题不是福特总统的全部外交政策记录或吉米·卡特对核扩散问题的立场，而是福特在推测波兰问题的辩论中的”失误”和卡特会见《花花公子》编辑时说的“心中有淫欲”。

我记得1976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我在看“60分钟”电视节目的一个片断，当时卡特的公共关系及广告员杰拉尔德·拉夫松说明他如何处理他的候选人因没有讨论问题而一再遭到的指责。拉夫松争辩说，其实在卡特的每次演讲和每个电视小节目中都包含一个或更多的论题，可是意思没有被人们听明白。他说他的解决办法是重新播放他的电视节目，把话录人广播员的话音中，作为卡特评论“吉米·卡特就……问题讲话”的序言——不管小节目定什么题目。

或许那就是我对1980年“看法”问题的做法——在我的每篇公开讲话里灌入“我对未来的看法是……”作为序言，然后说明我一贯说明的见解。或者也许我就该宣称自己是具有“新思想”的候选人，就像那年约翰·安德森及四年后加里·哈特所做的那样。

然而，对那种做法的难处是——现在也像198o年一样——我对于为修辞而修辞的做法感到不快。

对未来的看法？对世界现状或他（她）认为应该有的现状没有全面看法的人，或者关于国家在今后年代里所应采取的方针没有深刻信念的人，为什么要参加美国总统的竞选呢？

新思想？又一个玩弄辞藻手段。这个词能把人引人歧途的是，应用它的候选人仿佛发现了一种包治国家所有问题的成药——不是新思想而是新的灵丹妙药。但是如果过去50年的经验给人什么教导的话，那就是关于如何制订连贯的外交政策或如何发展经济的一种“新思想”，并不是只因为它是新的才好。

在我决定参加竞选总统之后不久，我见到原俄亥俄州州长吉姆·罗兹，其政治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拜访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谋求支持，而是要了解他在政府和政治上如何取得成功的确实看法。

吉姆·罗兹作为一位主要工业州的共和党州长，是独一无二的。首先，他的外貌和行动与老概念的共和党州长，形象完全两样。高大魁梧的罗兹——以‘’大吉姆”为名自然是合适的——对民主党说的共和党人是社会名流组成的“乡村俱乐部”党这一标准指责加以嘲笑。他嗓音粗哑，脾气好，60年代及7o年代，在俄亥俄州竞选演说和选举投票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号召是鲜明有力的和直截了当的，在俄亥俄州的蓝领工人中间及该州的农民当中很能打动人心。

有一天早上我和吉姆·罗兹在一起，我边喝桔子汁边谈我的总统竞选大纲和对美国的规划——我对“未来的看法”。我依次讲下去：外交政策、国防、经济。当我谈到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宏观经济的时候，一直靠在椅背上的主人突然觉得听够了。

作为一名候选人，当你没有深人群众的时候，你讲话也只能泛泛而谈。过一会儿，听众不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辗转不安就是坐着呆呆出神。但是同大吉姆·罗兹在一起，你用不着等很长时间。

“乔治，把大话删掉，”他说，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因为如果你是严肃对待总统竞选的，你也同样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直率些。你所谈论的问题是第一流的，但我要告诉你人民投票是为了什么，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

说了那些话之后，大吉姆便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个厚厚的已磨损的皮夹子，砰地扔在桌子上，然后说，“就是那个东西，我的朋友。是工作。谁能把钱放进人民的腰包里——是你还是别人？是工作。事情就是这样，乔治——工作、工作、工作。”

一位老政治家为我今后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刚刚给了我一个“新思想”。讨论经济原理对写意见书来讲是对的；但从那次以后，每当我要为听众总结我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时，我总要按照吉姆·罗兹的做法，拿出我的钱包，捏在手里并说，“工作、工作、工作！”

看来信息已被蓝领听众们理解了：新罕布什尔的竞选受挫折之后，我们在一些主要工业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执安州——能使竞选运动保持胜利。其原因可能就是大吉姆的“新”思想运动所致，而肯定不是“大势头”造成的。

约翰·安德森的战略就是自称他是竞选中唯一能代替领先者里根的候选人。他争辩说，如果你不喜欢里根的政策，你就不该喜欢布什的政策，因为，约翰说，“乔治·布什只不过是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服装的罗纳德·里根。”

关于服装的事他错了——我穿的是阿瑟·阿德勒公司的服装，而不是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的——但是说里根和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相距不远则是正确的。然而，当轮到里根与布什进行角逐时，流动记者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分歧上。有三个方面常常被提起：平等权修正案、人工流产和经济政策。

·平等权修正案。我支持正式通过之前原来的平等权修正案。国会通过的扩大议案允许各州改变立场以利于修正案，但不许反对它。我想那就搞乱了立法的底子。为使修正案获得批准做了不少努力。但未能通过（就像当时扩大议案那样）。里根和我当时都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要使妇女取得平等权力的最好办法是通过立法，而不是宪法修正案。

·人工流产。我反对人工流产。除非万一发生强奸、乱伦或者母亲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里根和我都不同意最高法院对于罗·v·韦德案作出的裁决；我们赞同需要某种形式的宪法修正案来推翻那个决定。

·巫术经济”一词在宾夕法尼亚预选期间曾一度“塞进”竞选讲话里。里根的经济计划要求削减供给一方缴纳的税以促进经济。我同意需要削减税款的意见，但我又说，只有减少政府及联邦机构的烦琐而又拖拉的公事程序才能做到。既然里根也主张减少政府及官僚机构过多的规章制度，这就证实了那句话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思，而只不过是用词上的不同而已。

“巫术经济”本是竞选运动中出现的词，不料它自己却有一段很长的政治寿命。大选期间民主党人企图以此谋利，可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然而，在现代竞选运动的特定步调中，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会保证在讲话或回答问题时不使用能导致自食其果的词句。它总是与你的活动范围形影不离。

目前的总统竞选是在前一任总统竞选结束的那一天以后开始的（有时候是在结束之前开始的：关于我参加1988年竞选的第一个问题是在1984年竞选运动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竞选时间长，预选次数多，还有党的干部会，发表各种讲话，进行各种辩论，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记者采访以及召开各种会议——所有这些因素使任何一位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在竞选过程中要是不出现一次“失误”或口误，不是不可能，也难以做到。

我曾有过失误。有些是判断错误所致。其他则是由于误解或理解错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以压力锅经受的一种严峻考验那样来观察事情的进程，对于了解总统竞选活动中如何会发生失误和疏忽是有帮助的。

一个总统候选人无论到了哪里，一夫之内往往要作出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决定。这些决定有的可能涉及重要问题，从如何对新近的外交政策突破性进展作出反应，到他（或她）在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的情况下对同时遇到两个活动项目时究竟该参加哪个作出选择。如果他决定出席甲项活动——一个党的竞选集会，一组顾问们就会告诉他说，向那一群人宣讲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他选择乙项活动——一个地方的慈善活动，另一组顾问们则会告诉他说，如果忽视他的政治基地，那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与此同时，一个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屋外等待，安排好五分钟后开始采访，而他的讲话拟稿人就在这时露面，建议把外交政策的发展这一内容“塞进”讲话里。当他审阅这段讲话稿时，又接到现场竞选指挥横跨全国时半路上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如果能告诉报界这项活动计划有“重要经济问题的讲话”，那对以后筹集基金的销售票将会有好处。这位候选人说他将设法回到现场竞选指挥那儿，在“插入语”中作了一些改动，然后告诉他的新闻秘书说，他可以接受采访了。

电视台采访记者及其工作人员进屋了。当他们架好设备后，化装师设法把照在候选人额头上的亮点弄暗，在摄影机开动前，一位顾问低声说了最末一句话：有一个地方性问题无意中在简况介绍本上遗漏了。侯选人即使不必对那个问题表态，也应该知道那个问题。既然他是竞选总统的，人们就期望他对各种层次的各种问题都要熟悉。（在俄勒冈，有一次一位年轻妇女问我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当我回答说，我对东帝位形势不够熟悉时，她说，“你不知道？可是你要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呀？”）

显然，一个想把失误和疏忽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候选人必须委托别人来承担责任。但是，不论他一天多么忙或压力多大，当到了要作出关键性决定时，哈里·杜鲁门关于总统职责的话也适用于总统竞选运动：责任是落在候选人身上，而不是落在他的竞选顾问身上。

我会改变全部进程吗？在某些方面是会有些改变的。

首先，竞选总统的费用已经花出去，而由联邦财政法提供的开销权未能使一些候选人免于债台高筑，要多少年才能还清。

与不断飞涨的费用问题有联系的是目前的总统竞选活动要进行四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政治性新闻报道类似赛马预测所致（1988年竞选的第一次投票在1984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便出现了）。但总的说来，要使那一进程有所变化，这是政治家们及各政党的责任，而不是新闻界的责任。说到底，在起跑门打开之前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