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中很有效的说法——我“听到人们替美国辩解是感到厌倦的”。

我的主题不是独创的主题——那天露面的候选人都列述了卡特白宫的失败。但意识到要获得代表们的同意还需要作特别的努力，我就以站在树桩上演说的风格发表我的演说，似乎是向露天群众大会的听众演讲而不是向室内的听众演讲。

当我讲完时，激起一阵欢呼——虽然很难说布什的听众队伍里有多少人欢呼和代表们那儿有多少人欢呼。我离开讲台时的确注意到有些代表站起来鼓掌——这是我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票数达到体面的第三名的一个满有希望的信号。

霍华德·贝克把节目单卷在手里，跟着我走到讲台上。接着是投票和计算票数。以真正选美赛的方式，按照票数从少到多的次序宣布结果。

在宣布获得第六、第五和第四名候选人的名字以后，便宣布康纳利为第三名。当宣布贝克获第二名时——这意味着我名列第———支持布什的与会者在大会上放肆起来。

我真幸运，那位全国的领先者——居第四位——没有到波特兰来。当时他听从他的主要战略家约翰·西尔斯的劝告，避免与任何其他候选人一起露面。否则，如果他出头露面并发表了演说，第二天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可能是里根在纽因大会上大胜，而不是布什在缅因所向披靡。

看来局面已逐渐变得一目了然了。我们甚至得到对手们的帮助。由于霍华德无意中使我的竞选在报上得到大量的报道，甚至乔治·盖洛普也很快得承认乔治·布什已经走出带星号的阶段。

1979年5月1日我投入总统竞选时，华盛顿的两位主要政治预言家杰克·杰蒙德和朱尔斯·威特科弗写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至少我没忘。杰蒙德·威特科弗在《华盛顿明星报》的头版上写道：乔治·布什的总统竞选运动在尚未公布之前就达到高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杰克和朱尔斯错了，是经过八个月时间。我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是在1980年1月zi日晚上衣阿华选区举行党的干部会议时达到高峰的。当投票时，很清楚，我们州的组织和志愿人员已经赢得大胜。短短七个星期前，得梅因州的《纪事与论坛报》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里根获5o%，布什居第二位，获14%。但是当计算党的干部会议上的票数时，我居首位，赢得z000选票多一点，占总票数的31.5%，而里根只占29.4%。

因此最后我们两个候选人投入竞争，把贝克、康纳利、多尔、菲尔·克兰和约翰·安德森远远抛在后面。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第二天上午，广播网作了一轮新闻节目之后，我飞往新罕布什尔，一架满载全国新闻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的飞机也跟随而去。

一个刊物说了轻率的话，《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写着有奉承味道的评价：一种“汗水和精明的结合”使我“有很大的可能”“为共和党方面在今年完成吉米·卡特在1976年为民主党所做的事情——成功地利用协调得很好的个人组织和令人敬畏的欲望，把现实竞选运动引向为他的党的总统提名进行长征”

衣阿华选举之后，投票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月13日衣阿华选举以前，据全国对已登记注册的共和党人进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调查报告，里根占45%，布什占6%。11天后，里根的领先地位缩减到33—27％。

在华盛顿，政治专家之间的意见也有个明显的反复无常的变化。大部分权威评论家突然觉得里根像是个失败者。其中的一位，里查德·里夫斯，在报纸一专栏里反映了这样的看法：他看出吉米·卡特对我在衣阿华州的取胜感到遗憾，因为卡特“失去了他所喜欢的共和党对手”。

“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卡特先生容易击败的人，”里夫斯写道。“总统的民意测验表明，他除了保守的共和党人外，正在夺走里根的一切。

候选人与投票人应该如何严肃对待政治投票和权威评论，是有教训的。吉米·卡特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取得教训，但是在新罕布什尔冷酷的政治旋涡中，大概我会先取得教训。

关于衣阿华的好消息是，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变成两个候选人之间的竞选，这正好符合我们竞选计划的要求；对我来说，不好的消息是，另一个候选人是新的候选人罗纳德·里根。

里根没有变，但是他对竞选运动的态度变了。这位州长按照约翰·西尔斯的领先战略使自己避开其他候选人，几乎没有在衣阿华进行竞选活动。但当那个战略不灵时，里根便来到新罕布什尔进行竞选活动，仿佛他是属于劣势的一方。

当然，他不是处于劣势。在新闻界热心报道我在衣阿华的成功下面，政治现实是里根无需去搞运动就赢得党的干部小组的两个百分点。现在他正在牢固的新罕布什尔基地上全力以赴搞竞选，这个基地是他1976年与福特总统进行角逐时建立的。

由于我认为我已有了“势头”，我也犯了错误，忽视了新罕布什尔在总统预选中有发生意外和失误的传统。这里为25岁以下热心于政治的人提供一点简要的历史：

1964年：共和党的竞选领先者巴里·戈德华特意外地被当时仍任驻西贡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所击败。

1968年：乔治·罗姆尼在新罕布什尔解释他为什么改变对越南战争的立场，他说首先他是被“洗了脑子”而支持战争的。

1972年：民主党的竞选领先者埃德·马斯基对出版商威廉·洛布在社论中的攻击反应过度在洛布的《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社前面的雪地上流了泪。

然后到了1980年。对一直关注新罕布什尔预选中发生的事件的热心于政治的老老少少来说，那年2月23日星期六晚上里根与布什在纳休阿中学进行辩论之前有一件最令人难忘的事，而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格林先生，这次麦克风费用由我来付”。

《纳休阿电讯报》的编辑乔恩·布林（不是格林）是计划在学校举行的里根与布什两位候选人辩论会的主持人。念错他的名字是我对手的过错，可是正如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报道所说的，这是罗纳德，里根那天晚上犯的唯一错误。

我在衣阿华的投票中掀起高潮之后，安排两个候选人进行一次辩论是里根的竞选工作人员出的主意。他们去找我在新罕布什尔的竞选运动主席、原州长休·格雷格。他喜欢这个主意，我也喜欢。这证实了我是里根赢得总统提名的主要挑战者。

休·格雷格把安排里根与布什辩论的想法告诉了《纳休阿电讯报》编辑和出版商。他们同意举办这一活动并定于2月23日举行。与此同时，以所有的候选人都参加辩论为特色的辩论会也已经由妇女选民联盟作了计划，将安排在曼彻斯特和新罕布什尔举行。

由妇女选民联盟主持的辩论会于2月20日举行。就像由三位或更多些候选人参加的大部分辩论会一样，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阐明对问题的任何新的见解。我离开会场时感到我既没有帮助别人，也没有使自己受损害；但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可能约翰·安德森除外。

那是在衣阿华，约翰·安德森标榜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具有“新思想”的共和党人。他在政治上从右转到左以后，成了部分新闻界的宠儿。我听过他在那些辩论会上的讲话，有两个问题掠过我的脑海：第一，我在国会里认识的保守的约翰·安德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二，他除了建议对每一加仑汽油征收50美分税款之外，还谈了什么“新思想”呢？

沃尔特·蒙代尔曾问1984年具有“新思想”的候选人加里·哈特，“牛肉在哪儿呢？”从那以后四年已过去了。而如果那些商品化的电视节目是在1980年播出的话，那话满可以应用到安德森的竞选运动中。总之，约翰在参加共和党预选的选民中看来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是在像曼彻斯特辩论会那样的新闻界活动中，他跟“都丽丝伯瑞”漫画里的候选人一样，设法借助外界的支持才保住了他的地位。

曼彻斯特辩论会之后，我在每日的竞选时间表中开始抽空为我在纳休阿与里根摊牌作准备。但那时事情已开始变得复杂了。

首先，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政治运动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作出裁决，报社不能主办里根与布什的辩论会。所有其他候选人也必须包括在内。当时里根阵营坚持两个候选人进行辩论的方案并同意负担这一活动的费用。因此，摊牌将按计划于星期六

晚上在纳休阿中学举行。

可是星期六下午，彼特·蒂里开始听到谣言，说其他候选人打算出席在中学开的会，他们不是到台上辩论，就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是约翰·西尔斯，”彼特说道。“他一直到处跑，试图叫他们参加进来。”

我不明白。原来是西尔斯和里根的其他顾问们一道来了，他们原先是想排除其他候选人的。“那就是《电讯报》同意主办的辩论会，”我告诉彼特。“我们现在不能改变这些规定。”

“我只报道我听到的事情，”彼特道。“今晚我们到了那儿，将会发生什么事就难说了。”

事情正如彼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其他候选人——鲍勃·多尔、霍华德·贝克、约翰·安德森、菲尔·克兰——都来了。他们的突然出现开始引起一连串的政治反应。

我们到达中学并走到我们租用的房间后不久，事情便开始发生了。吉姆·贝克和我正在谈论其他候选人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约翰·西尔斯从旁边走过来对我们说，他认为把辩论会向每个人开放可能是个好主意。吉姆说他不赞赏西尔斯的主意。我的主要随从参谋之一戴维·基恩同意贝克的意见。听众出动是为了看里根与布什的辩论，而不是看曼彻斯特式的辩论会再次出现。我的主张是，既然《电讯报》作出了基本规定，我们就不要去改变这些规定。

西尔斯走了。辩论会调解人乔恩·布林正在走廊里告诉记者们，他的报社已计划安排两个候选人辩论，并且不会因受到压力而把它开放。当我们踏上讲台的台阶时他的想法是：第一个走上去的是布林，然后是我，而后里根，接着是多尔、贝克、安德森以及克兰也跟着上来。

突然听众中传来要求让其他候选人参加辩论的喊叫声。但乔恩·布林坚持不变。当里根开始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布林打断了他的话并叫扩音机位术员“关掉里根的麦克风”。这是说错话，看错人了。如果布林忘了里根同意负担辩论会的费用，里根可没有忘。他脱口而说，“格林先生，这个麦克风的费用我已付。”这话使接踵而来的事都无关紧要了——包括其他人最后让步并离开讲台后我们两个候选人的辩论。。

事件发生后，政治舆论一致认为我犯了一大过错，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我当时觉得我的处境是不错的——一辩论会的规定已经决定了，而且我也打算遵守这些规定。但是那天晚上我得到的教训是——如果在这之前我不知道的话——政治运动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把其他候选人排除在外，在群众看来是不公正的。后来我认识到，如果当时我告诉乔恩·布林说：让其他候选人拿椅子上来参加辩论，如果对里根州长方便的话，那对我也是方便的，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好些。

而如果我那样做了，难道新罕布什尔预选的结果会变得不同吗？看来不会。从投票后我们得到的数字来看，罗纳德·里根甚至在纳休阿事件发生之前就在向很大的胜利迈进了。

在2月26日新罕布什尔预选中里根得50%选票，我居第二得23%。其他竞选者落后。我们终于有了我们所期望的两个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机会，但当里根的乐队车驶过南区和中西区的预选大会时，新闻界认为这次竞选结果已不出所料：里根已把共和党总统提名紧握在手。

为什么我还在竞选呢？我真是要竞选副总统吗？

这个问题几乎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要提出来。政治谣言说，我只不过是作作竞选总统的姿态，利用竞选活动作为争取在候选人名单上居于第二位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否则一个候选人为什么还要在没有希望的事业上坚持下去呢？

我不仅对新闻界而且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回答是，因为那个事业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没有希望。我们花钱很注意，甚至经新罕布什尔竞选之后我们仍然还有3oo万美元左右的竞选活动基金。把我们的基金集中花在几个关键性的州上，我们顺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就可期望取得像在衣阿华那样的突破。多根阵营犯策略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我们可能做出另一个使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在竞选用的飞机上，肯尼·罗杰写的歌曲《赌徒》通过我们的扩音系统进行传播，当他唱到“你得懂得何时拿在手巾，何时收起来”，我们便一起跟着唱起来。为了向持怀疑态度的新闻界强调我们仍在坚持，我借用了华盛顿“子弹”队1979年在全国棒球协会锦标赛中唱过的一句：“直到胖小姐出来唱歌，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