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太远的将来科技能够代替人在国外进行情报工作。

这一理论的缺陷是，至今还没有人发明出一种机器可以用来估计几千英里以外人们的意图。科学和技术可以为我们准确地提供某一国家军舰的数目和位置，至于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准备动用那些军舰，就只有依靠人来判断了。

这就是情报处的用武之地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并不是家喻户晓的那种斗篷与匕首的“间谍”形象。他们不过是某一领域的分析家，这里谈几个方面，如外国政治、经济、军事事务以及农业。我任局长时，情报局便有1400多名工作人员有硕士和博士学位。那些水平很高的专家坐在我办公室的会议桌旁时，他们的谈话听起来更像大学的讨论会，而不是伊恩·弗莱明小说中某一章所描写的那样。

上任三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即将来临的1976年意大利大选。在议事日程上提出这一讨论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期望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料到四种意见不同的分析之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辩论。

那次争论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如果情报官员们在某一问题上意见统一不起来时，便轮到我这个局长来决定向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什么。

我给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带去的最重要的情报分析是贝鲁特1976年夏天的形势。那一年6月16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小弗朗西斯·梅洛伊在去会见黎巴嫩当选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的途中被暗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使馆的经济参赞和司机两位美国人。”

在位于白宫西厅一楼的战情报告室，福特总统召开了全国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危机是否已经严重到需要撤退生活在黎巴嫩的美国人。”

回答从表面上看来是简单的。一位大使的遇害难道不足以证明事态已失去了控制吗？

未必如此。大使的遇害也许是孤立的一件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谋杀的意图也许在于削弱黎巴嫩新政府。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撤退不是对恐怖分子有利吗？

作为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提供有关贝鲁特当时发生了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的最新情报判断。只有情报局人员和美国其它情报团体报回的材料，再没有什么了。

在那间小房子里，围绕长方会议桌就座的有总统、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副部长比尔·克莱门茨和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还有一个座位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安排的，但开会时我多半是站着研讨地图——包活表明陆上撤退路线的空中情报照片——和回答问题。

制定政策并不是情报局局长的份内工作。但是情报表明梅洛伊的遇害是贝鲁特出现新的更危险的恐怖活动信号——足以证明有必要指示大使馆建议美国侨民离开黎巴嫩。总统还命令派遣一支海军特遣部队去协助撤退。数百名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公民上了营救船，另外一些人分三批离开贝鲁特，前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有些美国人由于个人原因选择留在贝鲁特。他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周围的恐怖活动不一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不久即将结束，贝鲁特又将成为世界上最美丽最文明的城市。

十多年以后，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国家，这仍然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正是在1976年黎巴嫩危机中，我目睹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如何执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职责。他是一位个子高高的有学者风度的空军中将，不仅具备干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经验，而且具备所需要的性格。十多年后，千百万电视观众得知他是调查伊朗门事件的托尔三人委员会中的一名。

作为福特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斯考克洛夫特也必须在1947年建立中央情报局时的同一法规下发挥作用。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的原文规定，他的职责是“就统一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

如同中央情报局一样，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从未被考虑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工作——更谈不上参与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斯考克罗夫特明白这一点。任托尔委员会成员时他便指出，在伊朗门事件中失败的并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而是有些成员滥用这种作用的做法。

我同意斯考克罗夫特的说法。几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渐渐背离了原法规所规定的就政策提出建议和进行统一的目的。

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法规曾得到严格遵守。有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样个性强的人领导国务院——两位国务卿都与他们当时所服务的总统关系密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不可能将其权力的触角伸到外交政策领域。

然而，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总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肯尼迪在尚未就职时便宣布他将“比以往更加灵活地”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主任麦乔治·邦迪——和后来林登·约翰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托——开始行使容易进人椭圆形办公室的权力。没过多久，国家安全委员会便不只是提提建议，而是开始影响外交政策。

除了创造一个比较灵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尼迪还为他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邦迪创造了在政策上进行竞争的条件。这种机构之间的竞争在腊斯克和罗斯托之间延续了下去。然后是尼克松时期亨利·基辛格与威廉·罗杰斯之间的竞争（直至基辛格在国务院替代了罗杰斯）。为控制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斗争在卡特时代仍在继续，只不过竞争者的名字变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对赛勒斯·万斯。

斗争在里根时代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里根总统先后有五位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从理查德·艾伦到弗兰克·卡卢奇。他们中没有人具备基辛格或者布热津斯基拥有的那种权力和影响。但是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能机构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了，它起着大大超出这一机构原来规定的作用。在1985—1986年期间，它采取了最重大的步骤，在外交政策领域不仅策划而且独自采取了秘密行动。

这种情况在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手下不可能也不会发生。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时的行为堪称楷模，值得未来的美国总统在挑选和适当使用国家安全顾问时仿效。斯考克罗夫特严格遵守国家安全委员会法规，把所有成员的意见都准确如实地向总统汇报。他没有努力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变为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他知道美国并不需要两个国务卿和两个国防部长。

我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每天早晨办公桌上都有从情报站发回的文电。文电报告，由于国会山不负责任的调查者的泄露造成世界范围的公开，我们正失去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例如：

·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情报服务机构大幅度减少了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它们都援引了新闻报道中的泄露。

·一位东欧高级官员当美国间谍，从1972年便停止了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害怕被公开和揭露。

·一位曾同意为我们提供其政府情报的共产主义集团外交官与我们断绝了所有联系，说他不能冒险为一个内部事务天天见报的情报局工作。

在工作上我还是一个新手，读了这些报告我日益感到沮丧，因为国会山和新闻界还要求增加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透明度。我信任与国会和新闻界的合作，但是，如果情报来源受不到保护，情报局就无法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在福特任职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为了保护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我进行了一场最大的斗争。然而，对手并非敌对的国会委员会和新闻界，而是司法部，还牵涉到异乎寻常的埃德温·吉本斯·穆尔案件。

穆尔是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1973年离开了情报局。三年后，1976年12月21日晚上11时左右，他将一个包裹扔过华盛顿西北部苏联使馆居住区的栅栏。苏联警卫以为是炸弹，便叫来了美国的特工人员。结果发现包里装的是穆尔在情报局工作时期的文件的复制品，外加一张答应为20万美元报酬再搞些材料的条子。这项生意准备第二天傍晚进行。

这时联邦调查局插手进来。主动去当间谍的穆尔把接头地点安排在邻近的街道。联邦调查局的车开过了接头地点，丢下一包东西。更为荒唐的是，一个小孩跑过去把那包东西捡了起来。一直都在附近修整自己院子的穆尔冲过马路，把小孩赶跑，夺回了那个包。他希望得到的是20万美元，里面装的却是一份对他的间谍活动的起诉书。

司法部这时也插手了。为了这一诉讼案的取证，检察官需要穆尔扔过苏联使馆栅栏的那些文件。情报局为了密切配合提供了一些文件，但是没有提供全部文件。被我们扣留的文件中有秘密情报人员的名单和一些在国外旅游时曾帮助过我们的公民的身份。

我们从兰利的角度指出，如果司法部在公开审判中用这些文件作为证据，那么苏联人便能免费得到穆尔索取20万美元要交换的文件。我们希望宣判穆尔有罪，但我们不能冒险交出那些秘密名单。我们还告诉司法部，已经提供的材料足以用来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诉讼。

司法部不同意。司法部长爱德华·利瓦伊坚持情报局应提供所有的而不是部分的文件。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中央情报局和最高法院相持不下。直至福特执政的最后一个月，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接着便是司法部长和情报局长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对抗，由总统作出最后决定。

我和利瓦伊在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办公室等待见总统。开始谈论这一案子时，双方还比较冷静。后来，司法部长为了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说中央情报局拒绝交出所有文件是“水门事件式的掩盖手段”。

只怪我们是在下班后来见总统，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又不得不重新捡起手头工作；只怪水门事件期间利瓦伊没在华盛顿，因而不知道自己的话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但是，一年来总是听到初出茅庐的记者和国会山的初级调查员说“水门事件式的掩盖手段”，我无法容忍了。

“几分钟后我们与总统谈这件事一，我提高了说话的声调，“你怎么不去告诉他——就用你刚刚说过的那番话。”

这时，斯考克罗夫特为了缓和一下我们进椭圆形办公室前的紧张气氛，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和利瓦伊一直都很友好，现在他意识到触动了我的痛处，说也许不必在总统执政的最后一点时间里还打搅他。我们也许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分歧。

确实有办法。利瓦伊冷静一下来，我冷静下来，由我们的律师来解决这一问题。1977年12月，埃德温·吉本斯·穆尔被判处25年徒刑——没有用中央情报局不愿公开的文件。

第二次总统竞选时，我是白宫角逐的近距离旁观者。1972年尼克松与麦戈文竞选期间，我正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现在，从兰利七楼办公室，我作为一个超党派的（虽然并非不带偏见的）公职人员，注视着福特与卡特的竞选。

然而。我必须在竞选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次要的，另一个是重要的。次要的角色是充当吉米·卡特1976年夏天在美国律师协会演讲时攻击一天的对象。卡特告诉美国律师协会，尼克松和福特都把政府的一些重要职位当作“失败的竞选者、忠诚的政党伙伴、失宠的白宫助手和特殊利益的代表们的堆存场所”。他还特别提到了我，把我1971年在联合国的任职作为例子。

这些并未使我扮演另外那个重要角色轻松一些。作为情报局局长，竞选者希望我能简要介绍情报工作，也就是说我必须好几次飞往佐治亚州普兰斯。随同前往的还有一些情报官员，他们向民主党被提名人提供有关专业问题的情况。

我们在普兰斯卡特的家里见了面。主人彬彬有礼，但保持一定距离；客人也同样彬彬有礼，但有点不自在。竞选结束后，卡特称这次情况介绍为“专业性的、有能力的和非常有益的”。我得知后很高兴，因为当时我没能很好地估计出他的反应。卡特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演讲并未把我抛开。我把那次演讲当作温德尔·威尔基有一次所说的“纯系竞选言辞”，那只不过是一时说说而已。

另一方面，卡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攻击是频繁的，而且夹带着谩骂。他认为情报局是尼克松的两件丑闻之一，水门是另一件。无论卡特出于什么原因——因为他并不很了解情报局及其专业知识或者情报人员的奉献——我感到在他冷淡的外表下还隐藏着对情报局很深的反感。

然而，我们介绍情况时，卡特全神贯注地收集资料。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听我们讲很长时间也不提问。只是在有关某一话题他觉得我们已经讲得太多时，他才随口说：“好了”或“我懂了”。他好像有一个索引卡片似的头脑，把他随时需要的材料—一归档。

然而，真正印象中的卡特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于陌生的人及其动机是怀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