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事时，他看着你的眼神，这意味着：我在听你说呢，但认为你在某些方面是有所隐瞒的。

简言之，卡特是一个始终存有戒心的人。他也会像那位欧洲外交大臣一样，在听说梅特涅亲王刚刚去世的消息时竟问道：“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1976年11月中旬，大选后不久，我最后一次访问了普兰斯。这一次我不是向总统候选人卡特，而是向新当选为总统的卡特及其竞选伙伴当选副总统蒙代尔介绍情况。这将是我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最后官方活动之一。乘早班飞机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去拜访了福特总统和洛克菲勒副总统，告诉他们我将去普兰斯。旅途中，我告诉汉克·诺奇我打算在介绍情况之前向当选总统提出辞职，好让他任命自己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会议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我的一个助手丹·墨菲在会上概括了国家安全长期面临的问题。当他提到一个预期在1985年左右将出现危机的问题时，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的当选总统举起手来。

“我不用担心那些，”他似笑非笑地说，“到那时乔治就是总统了，他会注意的。”他又朝坐在房间另一头的当选副总统点了点头，然后说：“或者是乔治，或者是弗里茨·蒙代尔。”

乔治将成为总统吗？这是出自吉米·卡特口中的奇谈。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乔治·布什自传--第八章 我们会到那里去

第八章 我们会到那里去

1979年秋 克利夫兰

克利夫兰的斯托弗饭店坐落在公共广场，离我到德雷塞工业公司去谈我的第一个工作的地方不远。在去饭店的路上，我指给皮特·蒂里看那幢灰色的老楼房。他闷闷不乐地点了一下头；皮特作为带星号的总统候选人的新闻秘书，脑子里考虑着其他事情。

“在你的记者招待会上别期望有群众场面，”他看着车窗外冷落的商业区街道告诫说。“我们在像这样的日于里，能有一个特约记者到会就是幸运的了。”

那天是星期日，下着蒙蒙细雨。巴尔的摩城和匹兹堡两队在一个电视频道上播放着一个“世界系列”比赛，与此同时，克利夫兰的布朗队比赛在另一个电视频道上播放着。

问：既然是那种竞争法，我们为什么还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呢？

答：因为总统候选人上城里来时，即使是下雨的星期天，预计也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

紧接着问：离总统大选还有13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全天进行竞选活动呢？

答：因为带星号的侯选人要么及早开始干，要么就根本不干。“职务找人”的老概念再也不适用了。没有真正的总统“选拔”运动、没有“黑马”候选人能够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最后时刻获得大胜。

我们刚刚乘坐一架小飞机从得梅因忍受了一趟时间长而又颠簸的飞行。在霍普金斯国际机场没有什么委员会来迎接我们。在我们进城的路上没有夹道欢迎的群众。没有乐队奏乐，没有放出气球。当我们到达饭店时，我们的预先登记卡还放错了地方。

“乔治·布什，”那位联络人员再一次向登记台上的年轻妇女说。“他来这里是要在全国基督教徒及犹太人会议上讲话的。”

“布什？”

“布——什。

“我不信……哦，是的，在这里。布什一行人。布什大使、贝茨先生、蒂里先生。弄乱了，很抱歉，布什先生。”

“我是蒂里，”皮特答道。

“喔，蒂里先生，欢迎到克利夫兰来。”

欢迎总统政治本身是真心实意的，尊敬的。

几个月来，皮特、戴维·贝茨和我一直在飞行，从休斯敦飞往衣阿华，再从衣阿华飞到新罕布什尔，为了换洗衣物又飞回休斯敦，然后回到衣阿华，九九归原。

皮特30多岁，在参加我们的竞选运动之前，通过处理两位美国参议员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新闻界的关系已是一位早熟老练机灵的新闻专家。他又是一位能从我的竞选运动中把有意义的短语写成文字编入《萨费尔政治词典》的语言专家。

戴维是我旅行中的主要助手，他是休斯敦的年轻律师，举止稳重，并且有把紧急问题与不太紧急的问题分开的能力。年终前，我们在329天之内行程达25万英里，经历了不止850次政治活动。全国代表大会前参加一州一州的预选和党的干部会议，将使活动的次数再增加：冬至期间有新英格兰、东南部和中西部；早春有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而当冰雪解冻和夏季将至之际，有俄亥俄、新泽西和美国西部。

到了6月份，根据新的规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要作出决定。这要有足够的代表支持，全国党代表大会上的实际投票就只是走个形式了。自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为了总统提名而进行一场真正的搏斗以来，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可追溯到1952年艾森豪威尔与塔夫脱的竞争。而自1960年肯尼迪与约翰逊的竞争以来，民主党人还没有再出现过那样的竞争。

但6月份之前仍有好多路程要走，还有许多活动要进行。偶尔我们会走访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我们的全国运动办事处。它是房租低廉的区域总部，波托马克河另一边则是房租昂贵地区的候选人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在别的场合，竞选总管吉姆·贝克和计划主任玛格丽特·塔特怀勒会向我建议在衣阿华或新罕布什尔以外的某州举行一次演讲会或者物色一位基金筹集人。玛格丽特是伯明翰人，是个说话温柔、南方口音很重、20多岁的女子。她在一天里能在任何地方提出5至15项活动可供选择，并且都可作出介绍。如密执安州的“扶轮国际”会议、佛罗里达州的草莓节、新英格兰州的党代会……美国总统政治活动的全部景象。

但是在这些早期竞选的日子里，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到后来总是走向衣阿华州，然后是新罕布什尔州。

衣阿华州的党的干部会议，在1976年吉来·卡特使之成为报上头版头条新闻之前，一直是美国保密最好的政治秘密。对民众来说，总统竞选运动传统上总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开始的（而对一些候选人来说是结束）。但是正当卡特的反对者在新罕布什尔集中他们的时间和财力的时候，卡特在衣阿华州却取得了早期胜利，这使他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有活力的候选人。

不管历史对卡特当选总统怎么说，他对总统竞选运动的新动态理解得比别人要快些。1976年卡特证明了旧的政治机构——州和地方的统治集团及机器——再也不能控制总统提名的程序了。在此之前，1972年麦戈文在民主党内曾组织基层群众运动击败迈阿密海滩全国会议上最受欢迎的一些人。然而，麦戈文一直是个全国有名的人物。卡特表明，只要他了解新规定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即使一个很不知名的候选人也能被提名。

新规定是，提名并非由控制大批代表的政党领导人在全国大会上纵横捭阖而作出的，而是在实地斗争中赢得的，要在预选、党的干部会议以及州代表会议上竞选代表。根据旧体制，政党领导人是以传话的方式提出候选人的。新规则则是由新闻媒介传出意向。饭店里进行密商的房间已被弧光灯照亮的房间代替了。

有些以为自己懂得新规则的候选人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即要想让自己的情况传递给代表们，唯一的办法是引起全国新闻媒介的注意。选民们和专职政治总管们称这种做法是“批发”候选人——即企图通过重要新闻活动把情况传递给广大听众。但是全国新闻媒介的暴露只是新动力的一部分——对一个带星号的候选人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至少在1980年竞选运动的初期不是如此。吉姆·贝克在竞选运动初期就对《新闻周刊》的一位撰稿人解释过，他每天如何接到支持者打来的电话，抱怨我没有利用全国新闻媒介的机会。他们说一个不知名的候选人应该在主要新闻市场上多花些时间，在晚间新闻里亮相。“我辩解说，这不是像布什这样的人能获得提名的那种办法，”吉姆说道。“当你竞选总统的时候，为了处理好知名度问题，你必须及早赢得这一点——就像吉米·卡特做过的那样——站在纽约华道夫一阿斯托里亚饭店的走廊里进行游说是不能取得早期知名度的。”

及早获胜意味着在衣阿华州获胜。这也不能站在得梅因堡饭店的走廊里通过游说来取胜。它意味着竞选运动的时间很长：从早晨6点钟或更早一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或更晚一点，单独会见和小批会见。另外要做些小事情，如按时间表停留、准时办事以及不管事情怎么小也要遵守诺言。1980年竞选运动中我喜欢的许多报道之一是，我在衣阿华州埃克塞特如何最后赢得一位小学教师的一票。“听罢布什的讲话，我并没有受感染，”她告诉一位记者。“他答应要在7点钟到那儿，并在7点3o分讲话——果然他做到了！”

我们并非忽视在衣阿华州举行群众大会。而情况正如我们30岁的竞选主任里奇·邦德关于制定程序所说的那样，“州委会每星期送来一份共和党日程表，我们查对每项活动，打电话告诉当地主席说，‘我们会到那里去。’”

我过去和现在感到，在一场政治运动中，什么也敌不过个人面对面的接触——不仅仅要和人们谈和谈他们，还要倾听他们要说什么。

那就是我们在衣阿华州的竞选计划：早早开始，挨个地进行活动，在工作上胜过反对派。这在华盛顿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年多来“零售”的竞选活动已开始产生效果。就在我们离开得梅因去克利夫兰之前不久，在衣阿华州共和党人的一次集会上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投票。我领先。仅仅靠这一点，那次测验投票是不会被全国新闻界或反对党认真对待的。他们把那次调查当作偶然的不科学的调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给一笔抹掉了——而对我们来说那倒是不错的，因为在一个州举行预选或党的干部会议的竞选战略的头一条原则是麦卡锡的“最低期望法则”。

在1968年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期间，当吉恩·麦卡锡在反对约翰逊总统方面做得比预期还好时，约翰逊确实领先，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新闻界说结果是麦卡锡取得了胜利。这一切说明，我要在衣阿华州“取胜”，必须做得比新闻媒介规划得还要好。当时我正在竞选中争取领先，不过即使我已接近第二位——正处于霍华德·贝克、约翰·康纳利及鲍勃·多尔这些较有名的侯选人之前——也会由于我是里根争取提名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使我被甩到一边去。

衣阿华州曾经是1976年民主党竞选运动令人诧异的地方。我们的竞选计划就是要使这个州成为1980年共和党竞选运动令人诧异的地方。

光靠金钱不能获得现代竞选运动的胜利；假如能够的话，纳尔逊·洛克菲勒在1964牛和19684早就被选上了，而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共和党提名中也可能获胜——或至少比他实际在竞选中所做的更强有力些。但是在现代竞选运动具有马拉松性质的条件下，一个候选人投入总统竞选而没有财政后盾，那他面临的不利形势是不可克服的。

运动结束后，我在衣阿华州竞选花掉462388美元，在新罕布什尔花掉264857美元。而这仅仅是竞选总统高额费用的开端而已。

资助赢得总统竞选的关键不光是筹款，而是要懂得何时何地和如何花钱。在理论上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实践中一场政治运动是像一个联邦政府机构：除非去控制它，否则它就会照财政特有的活动方式运行。大部分竞选组织容易变得头重脚轻，上层臃肿，充满专业工作人员。上层机构越是臃肿，有权花钱的人也就越多，而由于上面没有强有力的指导，就更加大手大脚起来。我听到过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总统候选人由于竞选费用失控而负债累累。布什的竞选总统组织紧紧地——确实紧紧地——掌握竞选活动的预算。

在整个1978年和1979年，我与吉姆·贝克和我的主要全国基金筹集人鲍勃·磨斯巴兹以及弗雷德·布什（不是亲戚，只是像鲍勃一样是老朋友）举行过无数次艰难的会议。在与我们的依阿华州竞选领导人乔治·维特格拉夫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休·格雷格商量之后，在通过早期竞选方面我们对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估计。我说“通过”的意思是，要么痛痛快快地战而胜之，要么把竞选运动搞得足以存在下去。

如果乔治·布什在衣阿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竞选后依然是个带星号的侯选人，对未来如何并不抱什么幻想。在政治运动中首先作出贡献的是亲友们和真正相信候选人的人。在这以后，运动要进行得足以吸引这样的捐助者，他们对候选人的真诚和热情由于有一种与胜利者在一起的愿望而经受得住考验。

1980年共和党总统竞选将在领先者罗纳德·里根和另外一个在早期阶段做得不错的候选人之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