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海外情报局人员经常面临危险。但是，从华盛顿的气氛来看，有些人并未从理查德·韦尔奇的遇害中吸取教训。科罗拉多的参议员加里·哈特是丘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透露收到一封指控委员会导致韦尔奇遇害的愚蠢信件。哈特顺乎潮流地公开推测中央情报局是信件的幕后操纵者。

这些都为我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加的两天意见听取会定下了基调。共和党人布赖斯·哈洛是艾森豪威尔时代国会事务的专家。福特政府召他来为通过我的任命拉选票。布赖斯是国会反对派中最精明的领导之一。他迅速了解到委员会的态度，回来告诉我们说，民主党多数派打算不仅就我过去的政治生活，而且就我将来的政治前途大作文章。

“他们要你发誓不参加明年秋天的竞选，”他说，“否则我们得不到选票。”

即使十年后再想起这个要求，也会觉得十分奇怪。发表一个有关副总统竞选的谢尔曼式声明？有点类似“即使提名为候选人，也不参加竞选；即使当选，也不主持参议院。”这都毫无意义。我向布赖斯反复说明，中央情报局不是走向高官职位的跳板。

他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还是要你发誓，”他说。

“我不会发誓的，”我回答道。够了！为总统效劳是一码事，为了被认可而去迎合政党要求就太过份了。

事情就此搁浅了。最后达成了妥协：我不必发誓了，但是白宫必须发表一项声明。

布什大使和我同意，国家对当前外国情报的需要必须优

先于其它方面的考虑，而且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应当有其延续

性。因此，如果参议院批准布什大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我

将不考虑他作为1976年我的副总统候选人。

杰拉尔德·福特

委员会对此声明表示满意。后来他们以12对4的票数通过了我的任命。圣诞节后，参议院也以64对27的票数通过我的任命。三天后，我的朋友和邻居、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情报局总部主持了我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就职宣誓仪式。情报局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与华盛顿便有波托马克河—河相隔。

1976年1月，总统竞选年开始。福特总统与里根州长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短兵相接。但是，华盛顿新闻界还报道了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衣阿华州选举侯选人秘密会议和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

通过在联合国和中国两次从事外交工作，我吸取的教训之一是永远不要低估象征手段的重要性。不是指形象——而是别的事。形象与外表有关。即你在世人面前是个什么样子。象征与信息有关，即你要告诉世界什么。

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我要送出的第一个讯息是给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仅包括兰利总部的工作人员，而且.包括海外的工作人员。我在国会山的形象如何是重要的，我如何在舆论上获胜也是重要的，但我必须优先考虑如何领导美国的情报工作。从赢得中央情报局和情报界工作人员的信任这一点来说，赢得国会和新闻界的好感就是次要问题了。

在70年代中期，美国情报人员的士气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落时期。有些人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大家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利益以及国家的兴亡至关重要。但是，也有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做了违法或者过份的事。情报局犯了一些错误，有些不现实的、半途而废的阴谋被揭露了。结果整个情报局都受到指控，它的职员和行动计划受到怀疑。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是受到新闻界的猛烈攻击，就是受到政治家们的肆意嘲笑。

中央情报局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就是这样看待情报局在1976年1月所面临的形势的。情报工作方面的行家比尔·科尔比被我这个门外汉——而且还是一个政界的人——代替了。

我必须让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的新局长不会像前总统尼克松所说的那样“全盘端’”。我给他们的信息应是：“我站在你们这边，我们是一致的。”

当我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作出第一个决定时，我发出信息的机会来到了。表面看来它不是太重要——只不过是与后勤有关的一件事。

“你打算把自己的主要办公室设在哪里？”有人问我，“设在那幢老行政大楼，还是兰利？”

老行政大楼是本世纪初建造的一座巨大灰色楼房，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街，曾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白宫的附属建筑，副总统、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及其它高级行政机构在那里办公。如果我在这座大楼办公，便很容易进入白宫的西厅和椭圆形办公室，它是在有利的一面。每天清晨穿过西行政道的西南门和白宫专用停车场，会使我有一个好的形象。但同时也会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新局长是一位对参与华盛顿权力游戏的兴趣大于领导情报局的政界人物。

因此，在兰利中央情报局大楼第七层办公将是我发出的第一条消息。作出这一决定比较容易，因为我确信，无论在哪里办公，我都能直接接近总统。

这是我接受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任命时提出的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答复基辛格的电报后，我与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取得联系，以确定我执行新职责时所需的便利。首先，直接接触总统，不必经过白宫西厅任何官僚的批准；其次，由我来任命副局长和工作人员。

斯考克罗夫特回电表示同意我提出的两个要求。这意味着我不必为了接近总统而在靠近椭圆形办公室的地方办公。

在兰利办公还表明了我的观点，即中央情报局局长应该特别避免留下参与政策制定的印象。1947年情报局的法规规定，它的唯一职责是向总统和决策人提供情报资料。我决心不仅在政策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按局的规定进行工作。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将拒绝参加任何有党派性的活动，包括1976年在堪萨斯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挑选副局长时，我向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传递了第二个重要信息。我的朋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辞掉了副局长职务。我任命e·亨利·诺奇接替了他。诺奇身高6.4英尺，读大学时是运动员。在兰利七楼，他很有名气，能像专家那样随时提供有关情报局工作的知识，受到同事们的普遍尊敬。

在情报局某一范围内，我传递的第三个信息也许不如其他两个受欢迎。有些身居要职的职业官员并没有像诺奇那样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必须离开情报局。

六个月之内，14名高级行政宫员中变动了11名。有些人提升了，其他人退休、辞职或者解雇了。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我都通过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方式解决，没有采用发通知或者解雇通知书的方式。

没有哪所学校或者哪位老师能教育某人怎样当国会议员或者内阁部长——或者总统——因为每一项工作都有它独特的要求。从事其它工作的经验是有益的，但它不能保证你成功。有些事情你不身临其境便无法知道。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就是这种挑战。

我到情报局时只泛泛地知道一点它的工作情况。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使我认识到情报工作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你就某国在一争端中的立场问题与其大使谈判。那位大使告诉你一些有关他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如果情况属实，便意味着与他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要求公平合理地解决。但是，如果恰好在会谈开始之前你收到一份情报，得知对方国内的形势并非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你便可以固守自己的立场。你报回国内政府，得到新的指示，发现活动的余地比他原来说的多了。最后你按照美国的原计划解决了分歧。

几天以后，你拿起晨报，读到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谈所谓的情报局混乱。文章完全符合国会批评家们提出的情报局应该检查其行为的要求。你想打电话给那些记者和批评家，至少让他们知道情报局取得一次成功。但这不可能，谈论情报工作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会妨碍将来的工作。正如1961年肯尼迪总统为中央情报局新指挥部献辞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为你们歌功颂德，但有人大肆宣扬你们的失败。”

我上任后首先发现的事情之一是，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对中央情报局持否定态度。在一连串的记者招待会中，记者们使我在丘奇和派克委员会意见听取会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始终处于守势。后来我问我的主管公共事务助手安格斯·瑟默能否列出可以宣布的情报局成绩。

安格斯交上来一份冗长的报告，开头便提及中央情报局在促成肯尼迪全盛时期上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问了许多人，关于情报局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受古巴问题牵连这件事，他们到底知道些什么。他们普遍都答道：“情报局在猪湾事件中搞得一团糟。”但是，又有多少人记得，18个月后正是通过情报局在古巴的航空监视才发现了苏联的导弹基地？当肯尼迪总统告诉美国和全世界人民，说苏联宣称它在古巴没有设置基地纯属“谎言”时，他由于美国的先进情报能力而手头掌握了证据。八年以后，当苏联又在古巴建立秘密基地时——在西恩富戈斯建造水下发射导弹设备——又是情报局航空照片的分析使尼克松总统能够迫使克里姆林宫停止了该项工程。

美国在猪湾事件中的失败成了中央情报局的败绩，而1962年导弹危机的解决—一如果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便不可能——却成了肯尼迪的功绩。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汉克·诺奇和他在兰利的同事们对情报局的公开形象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为什么国会山的一些朋友不主张我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些议员认为这是一个形象搞不好的机构里的一份搞不好的工作。

清晨7：30，一辆灰色的雪佛莱牌汽车开到华盛顿西北部我的家门前，于是我走马上任了。除司机外，还有一个情报局安全保卫人员，他的基本任务与其说是保护我，不如说是保护我们随身携带的保密文件。从我家经过波托马克河到兰利的情报局总部，路程为15分钟。

天气不好时，司机便把我送到它通七楼局长办公室的私人电梯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走前门进去，向安全警卫出示我的层压塑料证章，穿过门厅，经过镶嵌着几排星章的大理石墙壁——每颗星章代表一位以身殉职的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

局长办公室是长方形的，布置很普通，一头摆着一张黑色办公桌，另一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弗吉尼亚北部农村风景的全貌，秋天的风景更是迷人。

我通常是7：50扣分左右开始工作，先用差不多半个小时浏览头天晚上从世界各地情报站发回的电报摘要。汉克·诺奇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在参加每天上午9时例会的各处负责人到来之前，我与汉克·诺奇和另外一些行政助手常常开个短会。

这些会议是非正式的，但节奏很快，通常讨论一些最新情报。按日程安排我该去国会委员会的那几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在国会山露面达51次——我们便花些时间准备即将来临的作证重点。，

每周一次，星期四或星期五，我要在福特总统清晨召开的情况介绍会上向白宫汇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通常也参加这类会议。如果日程安排那天讨论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也许总统需要什么附加资料，我便带上一二位情报局专家。

那时我已年过50，经常跑跑步。到午餐时间，有时有一二位情报局的人陪着我沿小道跑3英里路。天气不好时，我们就利用地下室走廊。

我通常是下午7时左右停止办公，在这以前要开完非正式的工作人员会议和批完文件。只有在第二天要参加总统的简况汇报会或者重要的国会意见听取会的情况下，我才在办公室过夜。

然而，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的生活在两方面不同于我们以前在华盛顿的生活。一是社会活动少多了，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应参与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二是我和巴巴拉有很多时间呆在家里，谈论家庭、朋友和一些私事，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不能随便谈论在办公室所做的事情。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应该更加了解情况。但是，一谈到中央情报局，我仍像大多数外行那样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间谍、反间谍和秘密行动。然而，我很快便了解到，其实只有极少数情报局工作人员在行动处——一个负责搜集国外情报、反情报和执行秘密行动的部门。

情报局的大多数职员在其它三个处工作——行政处、科技处和情报处。

行政处是处理内务的部门，负责付支票，保存职员档案，特别是招募职员。

科技处是詹姆斯·邦德“无法完成使命”的部门，负责发展用来进行先进情报工作的电子和其它装备。这个部门的工作引起外行们的丰富想象，甚至有人一本正经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