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也不是亨利，而是另外的人——心里是这样想的，那是可笑的……但是亨利有一次是怎么说的？他告诉一名记者：“即使患妄想狂的人，也有真正的敌人。”）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关心这次调动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一年多来，我——我们，因为巴巴拉也像我一样投人了工作——为发展中美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和友谊，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民间往来，做了一些工作。通过低调的、非正式的方法，我们在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引起怀疑和互不信任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政府将会怎样想呢？当外交官的布什不一直就是那个当过间谍的布什吗？

当我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一位友好的西方外交官时；他讲了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大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故事来安抚我。1973年一个夜晚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宣布了赫尔姆斯为美国驻伊朗大使。这时，一位苏联大使（他本人就是克格勃老手）走到一位伊朗政府官员面前问道：“部长先生，你怎样看待美国人任命他们的居于第一位的间谍为驻贵国大使？”呷了一口香摈（这时是霍梅尼时代之前的伊朗），那位亲西方的伊朗官员说：“阁下，我认为这比苏联的做法好些，美国给我们送来的是第十位的间谍。”

我的朋友对中国人对我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反应的乐观估计也不过如此。无论中国人多么怀疑美国的意图，他们对苏联的不信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任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官员根本没有感到吃惊，还显得很高兴。有一位官员向我吐露，他们花了一年时间来向我“灌输”他们对苏联的威胁的看法。现在，作为美国情报局的首要官员，我可以把那些看法再“灌输”给美国总统。

其实，福特总统一个月后来中国访问时——我和巴巴拉离开北京之前——毛主席和我打招呼时说：“你高升了，”然后又告诉总统：“我们真不愿让他走。”

但是，我得知中国不会为我的任命而不安的最重要暗示，是在邓副总理邀请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向我保证，中国将永远欢迎我，然后笑了笑说：“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因此，我对亨利电报的外交影响所怀有的忧虑有180度的偏差。后来它对我的政治前途的影响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这一点并不明朗。一连串的告别宴会后，我和巴巴拉离开了北京。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我们十分留恋在中国工作的13个月，又因为要回家了而感到高兴；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又不满意即将担任的这项在政治上似乎没什么出路的工作。

对照水门事件时的“星期六大屠杀”，华盛顿新闻界称这次人事变动为“万圣节大屠杀”。亨利电报中提到的重要人事变动包括辞职、退职和解雇。有些人提升了，有些人降职了，有些人则靠边了。在一年半时间里，福特领导下的白宫似乎一直在进行政治上的调整，为接踵而至的竞选年做好战斗准备。

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姆·施莱辛格——比尔·科尔比的前任——调离了国防部部长职位，这一次调动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白宫办公厅主任唐·拉姆斯菲尔德被提升到五角大楼，替换了施莱辛格。

一直戴着两顶外交政策帽子的国务卿基辛格自愿脱掉一顶，同意将副国务卿、空军中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提升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而布什将调往中央情报局——如果参议院批准的话。

内阁成员调来调去的同时，纳尔逊·洛克菲勒突然宣布他不是堪萨斯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比尔·施泰格尔和汤姆·克莱普告诉我这是一个政治步骤，它使我得到了中央情报局这份工作。

据华盛顿推测，剧情是这样的：由于里根在与福特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福特需要保护他的右翼。这就意味着洛克菲勒——从1964年起强烈反对戈德华特后一直被当作保守派的隐患——不得不离开。由于我在1974年竞选福特的副总统时败给了洛克菲勒，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是在堪萨斯城争夺第二把交椅的主要竞选者——但是，如果我在以后的六个月中担任被国会两个主要委员会审查的、有争议的机构的头面人物，情况就不同了。这种经历留下的创伤将是我被排挤出竞争，把那个位置留给别人。

回忆那段剧情时，我想起了到中国之前罗加·莫顿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不打算在商务部久呆，”他私下跟我说，“你应该考虑回华盛顿接替我。那个职位绝对是跃为候选人的一个跳板。”

然而，我在北京收到的电报并未提到罗加的商务部长职务将被埃利奥特·理查森取代。奇怪的是，理查森担任司法部长的经历应该使他成为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最佳人选，而我从商的背景应该使我更适合在商务部工作。罗加怀疑是有意安排我不参加竞选。我的朋友中不只他一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想你该知道这里的人们怎样议论你去中央情报局的事吧，”我回华盛顿不久，一位众议院的老同事告诉我，“他们都认为你上当了。乔治，拉姆斯菲尔德把你推上那个位置，你表示同意真是太傻了。”

白宫办公厅主任唐·拉姆斯菲尔德——朋友们都称他“拉米”——有能干的行政官和擅长于政治上勾心斗角的名声。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有关“万圣节大屠杀”和操纵我调到中央情报局的谣言的牵连。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断然否认了那些谣言。我相信了他的话。然而，即使那些谣言属实，只要是总统请我承担这一工作，无论它多么困难，我也无法拒绝。

亨利的电报给我带来最初的惊讶后，我仍有机会将事情反复思考一下。在中国任职13个月后，我喜欢上了领导一个世界范围的组织和干那种要求从早到晚全力以赴的工作。至于“上当”了，我告诉我以前的同事，做这么重要的事必须优先于个人志向。

我的前同事听后，耸了耸肩。“你还是太傻了，”他说，“不过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你只管说好了。”

“给弗兰克·丘奇打个电话，”在门口握手告别时我回答道，“告诉他，我是一头驯服的大象。”

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是爱达荷州的民主党和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在1975年就中央情报局工作举行的一次意见听取会上，他曾称中央情报局为“一头难以驾驭的、凶猛大象”。但是，我提到这一点有双重含义。丘奇是最先起来反对我的任命的人之一，他说，我作为一名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与政治的牵连太深，不适合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另外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和有影响的新闻舆论都附和丘奇的看法。《创纪约时报》的安东尼·刘易斯写道：中央情报局恰恰不需要像乔治·布什那种“党派性很强的野心家”来领导。《巴尔的摩太阳报》问：“谁会相信一个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独立性呢？”《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基特利称我为“又一个努力向上爬谋求官职的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同意干一项政治上没出路的工作时，却有人指责我与政治的牵连太深了。

然而，我也得到了出人意外的支持。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15个月后当上了副总统——走出党派行列对一名记者说，也许“一位政治家”做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好的，因为他对这一机构滥用权力的危险性更加敏感。当保守派的报刊专栏作者乔治·威尔怀疑对我的任命是否明智时，《纽约时报》的自由派专栏作者汤姆·威克则提出，我从政的经历、在联合国和中国时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工作经历，也许正是中央情报局重新获得信誉的资本。

有关我任命的争议越来越多，导致参议院为此而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当时我还收到了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给予了我支持和建议。

亲爱的乔治：

同你目前将要面临的事情相比，你过去所经历的就太轻

松了。我只有一个忠告：你将很愿意来一个“全盘端”使参

议院委员会成员确信中央情报局将公开今后所干的一切事

情。当然，这样肯定会使你得到参议院的认可并减少反对你

的票数。但是，这样也肯定会毁掉一个己被参众两院调查委

员会不负责任的攻击大大削弱了的机构。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提到的全盘端是暗指我的前任比尔·科尔比在中央情报局时采取的政策。科尔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常常受到情报局和政府的一些专家的批评，因为他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总是毫无保留。科尔比引用基辛格有一次对他说的话：“比尔，你知道你每次去国会干什么吗？你是招供去了。”

但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也不得不走科尔比当年走过的那条险道。问题是国会和公众有权知道的内情到底有多少，从哪一步开始保守情报工作所需要的秘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自由社会情报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任何单一的专断的回答都将受到蔑视。在“国家安全利益”这个大而不明确的范围内，某位政府官员认为是“绝密”的东西，另一位可能认为它根本不属于保密范围。

科尔比是在中央情报局在国会的信誉空前低落的时期出任局长的——由于国会掌握着政府的经济，这意味着情报局的活动能力也空前降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期间滥用了“国家安全”这个词，当人们反应强烈起来时，中央情报局——由于它的工作性质是政府中最秘密的机构——特别受到强烈攻击。

科尔比就像率领着一支已经瓦解、正在溃退的军队的将军。他试图把这支军队再团结起来，以便能够再打一个战役，再坚持一天。科尔比认为，7o年代初中央情报局最不需要的是可能被指责为敢于顶撞国会和公众的局长。

科尔比的“门户开放”政策并没有充分满足外界批评者的要求。有些严谨的政府官员将所有的文件，甚至最后一份备忘录，都标上绝密或者秘密。在国会和新闻界，有一些投机分子却将中央情报局所遭受的打击视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国家情报机构在70年代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公众失去了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还有对一些政治家和记者的限制丧失了——没有认识到“国家安全”这个词可以被滥用，但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中必须受到保护。

尼克松给我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缓和时期，战争的危险减弱了，但是不靠战争而征

服的危险不断增加。我们可以预料，世界上那些反对我们和

我们的朋友们的阴谋活动将在几个月和几年之内大幅度增

加。美国不能采用我们的共产主义对手特别是苏联的那种为

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哲学。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想

利用缓和时期来征服我们的话，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方

法来对付他们，挫败他们。

信中附有《孙子兵法》要点（孙子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克劳塞维茨）。尼克松还把一句概括出其来信要旨的格言留了出来。孙子在《谋战篇》中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要使参议院批准一个共和党人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75年12月并非最佳时间。福特总统与国会的蜜月阶段已经过去很久了。似乎每三位民主党参议员中就有一位在竞选总统，另外两位则在利用各种手段谋求下届政府的副总统或者内阁职位。

但是，党派竞争只不过是福特政府整顿中央情报局所遇到的部分问题。这一年快结束时，围绕情报局展开的争论一天天热烈起来。

11月20日，参议员丘奇的小型特别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控告中央情报局6o年代参与了在古巴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在刚果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阴谋。

12月4日，丘奇宣称中央情报局卷入了两年前1973年推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事件。

11天后，由纽约众议员奥蒂斯·派克领导的众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要求福特政府解释美国暗中卷入安哥拉内战这件事。72个小时后，参议院停付了那场战争中亲西方派的所有军需经费。

如果需要什么讯号的话，这便是国会不再在外交事务上服从白宫领导的一个讯号。我们在华盛顿看到了这个讯号。不幸的是在世界其它国家的首都也出现了这个讯号。在海外一些友好国家，问题是福特总统是否真正掌握美国外交政策。在华盛顿，问题是福特是否能够使参议院通过一个有争议的任命。

12月23日，圣诞节前两天，中央情报局驻希腊情报站站长理查德·韦尔奇在走出家门时被暗杀。在此之前，他的名宇和工作情况在一封寄往雅典英文《新闻报》的信中出现过。

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