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 第六章 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

第六章 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

1975年 北京

在我就任美国驻毛的中国联络处主任刚刚一个月的时候，亨利·基辛格将访问北京。这是我就任后在外交上遇到的第一个大挑战。

在70年代中期的那些年里，如果你是福特政府的一名成员，只要说出“中国”这个名字，不管亨利·基辛格在哪里——开罗、耶路撒冷或者巴黎——他的触角都会颤抖几下。中国是亨利的私人外交领域，是他取得最大外交业绩的地方。

基辛格突如其来的北京之行已经过去四年了。那是尼克松总统对中国采取的历史性主动行动的第一步。现在尼克松总统已经下台，但他的国务卿仍然指导着美国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

我接替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驻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后，很快了解到这一点。

我的任命是福特总统邀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我在他的新政府中应当担任什么角色问题时作出的。曾考虑我担任的第一角色副总统的职位已由纳尔逊·洛克菲勒出任。福特在宣布他选择洛克菲勒之前，曾打电话通知我这件事。当时他提到我们将尽快全面的“讨论未来”。

谈到未来，就巴巴拉和我来说，我们能想像的最美好的“未来”是让我们尽可能远地离开刚刚过去的事。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成了我的一场政洽恶梦。尽管我们留恋华盛顿，但如果有人能在那个时候向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那将是离开这座城市的好时机。

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作客时，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做出的贡献，然后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即将出现空缺，一个是驻英国大使，一个是驻法国大使。

但是我另有考虑。戴维·布鲁斯正打算离开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职位。我向总统提出，如果允许我选择的话，这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职务。

福特在烟斗里填满烟后抬起头来说“中国？”显然他感到惊奇。

我再一次说：中国——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并且在有这种可能的时候。

巴巴拉和我已经谈过这件事。我们已经作出了决定，就像我们在1948年决定类似的事一样。那时我们决定不干那些老一套的工作，而打算到西部去。现在我们同意，如果总统让我们在海外职务中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将要求去远东。到伦敦或者巴黎这些重要的使人垂涎的地方任职对前程是有利的。但去北京却是一个挑战，前途未卜。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

美国同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我的任命不需要经参议院批准。但是这需要得到亨利的合作，因为在美国政府里，没有一件有关中国的事不得到他的审查和同意会获得通过的。

亨利深恐泄露中美关系的情况，以至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我担任新职务而进行的情况介绍会都是秘密进行的。

有些我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文件，比如导致发表1972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同毛的谈话这样关键性的文件，都由亨利的幕僚严密保存着，我只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幕僚和中国问题高级专家之一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才能看到这些文件。

基辛格的专长是欧洲事务，而不是亚洲事务。但是，他是从全球战略和安全的角度来观察美国—中国关系的。他公开讲，对华政策只能由他及他最亲密的助手如所罗门和当时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蒲·哈比卜以及国务院对外政策规划处处长温斯顿·洛德来掌握。

在我动身赴华前，亨利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助手们将把美中关系的任何情况全部通知我。就美中关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华盛顿进行的而不是在北京。亨利同我的对手即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经常在华盛顿见面。和戴维·布鲁斯一样，我也发现，要得到国务卿同中国人之间私人谈话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得同国务院费一番口舌。

1974年9月中旬结束情况介绍会后，巴巴拉和我便动身赴任。我们家庭的新成员c·费雷德·布什在飞机货舱里和我们同行。

c·费雷德的名字是按照我们在米德兰及休斯顿时的朋友c·费雷德·钱伯斯的名字起的。当巴巴拉问黄镇大使可不可以带我们的新家犬到北京时，我们第一次领悟到在我们的新职务中将会遇到某种文化冲击。

“一只狗？”黄说，然后点点头说，“当然可以，把它带去嘛。”接着又问，“是不是一只袖珍狗？”所谓袖珍狗，据说是中国人对小狮子狗的称呼，因为旧时的满清宫员经常把这种小狮子狗放在衣袖里。在毛的中国，革命前的那种“袖珍狗”已不再得到人们的欣赏。

c·费雷德通过了这一关，但当到达中国后，它又成为对中国人的某种文化冲击。从40年代内战结束后人民共和国为防止疾病传播而开展灭狗运动以来，狗在中国已经非常稀少。当我们带费雷德散步时，中国人竟张冠李戴，指着它叫“猫！”还有一些人表现好奇，也有个别人害怕。巴巴拉自然而然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不要怕，它是一只小狗，不咬人。”

在现代中国，狗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我们抵达中国不久参加的一次晚宴上，正式菜单上曾有一道荣称作“五香肉”。我们回家后把这份菜单拿给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职员看，他解释说，我们刚刚吃过的这道菜是用中国野狗的上嘴唇烧的。

基辛格是在我到任一个月后来访问的，那时我同约翰·霍尔德里奇副主任为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30名官员刚刚熟悉。约翰身高六英尺以上，曾是一名大学运动员，体格魁梧，在外交场合颇引人注目。他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后来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然后又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其他高级官员包括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唐·安德森，经济处主任先是赫伯特·霍鲁威兹，后来是比尔·托马斯，以及我的执行助理詹尼弗·菲茨杰拉德。

在美国外交人员中，安德逊所担负的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他受命搞清楚在一个百年来习惯于秘密统治的国家里政治形势是如何发展的。唐和他的助手们致力于搜寻关于中国领导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极微小的线索。他们成了研究中国领导人活动情况的专家。例如，在关于某中国领导人的诞生地落成新建筑的新闻消息中是不是没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国部长没有被派出去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却派了他的副部长出席？为什么已经三个多月没听到关于某某人的消息？谁提升了？谁降职了？

听了唐和他的政治处宫员们关于微妙的中国政治情况汇报后，我简直难以想像，如果伊乃斯、诺瓦克、萨姆·唐纳森及美国的其他政治专家们像观察华盛顿那样来观察北京，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个获得意外成功的时刻啊。

熟悉联络处的官员后，我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是开始会见唐·安德森所属部门向我建议的某些中国领导人。我拜会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是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所认识的乔冠华。

乔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曾于1972年率领第一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向大会发表的演说中，乔向联大这个世界性机构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他不偏不倚地既攻击了美国，又攻击了苏联。乔成为第二天报纸上的漫画人物，在画中，他手端一碗米往我和雅可夫·马利克的头上倾倒。

这就是乔冠华这位强硬的外交家的形象。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位温和的外交家，他热心于按照他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改善同美国的外交关系。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晚宴交谈，我们彼此有了了解。

当我做为联络处主任第一次拜会乔时，他已升任外交部部长。他仍然记得我们在联合国时的那些日子。拜会不久，他为巴巴拉和我举行家庭式晚宴。其他外国驻华使馆，特别是苏联使馆的那些政治专家们，可能已注意到这场活动并开始为此得出结论。毫无疑问，当乔安排晚宴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乔曾在德国受教育，英语讲得很好，他同中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章含之结了婚。章长得漂亮，迷人，留一头西方式发型。这种发型在毛的中国很不寻常。乔不像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那样，他同外国人谈话时表现得很自然。他很和蔼，但也很直率，还经常以周恩来总理来对照自己。

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乔和他的夫人都失去了权位。在一段动乱时期，乔站在反邓派方面。章同后来成为“四人帮”领袖的毛夫人过于亲近。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打倒和邓重新上台时，乔和他的夫人同那些支持错误一派的中国领导者们走到一条路上去了。

可是两年前即1974年秋天我刚到北京时，乔在中国正是一位青云直上的人物。由于他的才华和坦率，西方外交官都愿意同他见面和交谈。

我们讨论了基辛格即将访华的事宜，我可以按照乔对亨利的说法说一句：中国人对亨利这位美国国务卿是非常尊敬的。据我了解，中国领导人认为，同其他西方高级外交家相比，亨利对中国以及对俄国都有更多的了解。当基辛格乘坐的带有美国国徽的蓝白色巨型喷气飞机降落时，北京机场的欢迎人群就连美国总统来也不会更多。

当飞机舱门打开的刹那间，我还以为来访的客人是总统。走出舱门的第一个人竟是亨利的保安人员。我数了五六个人之后停下来，不再计算人数。

当基辛格的特工班子匆忙走过时，中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唐闻生议论说，“这么多人！”对一个严密控制的国家来说，人数似乎过多了些，因为国务卿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主人负责的。

这时亨利由其夫人南希和两个孩子戴维和伊丽沙白陪同走下舷梯，在飞机旁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基辛格乘坐官方的黑色轿车离开机场，在尘土飞扬中驶往北京西郊的政府宾馆。

可真是尘土飞扬。虽然北京是有名的历史古城，但到那里刚刚一个月时间却使巴巴拉和我回忆起1948年我们在得克萨斯州奥德萨东七条街住时的生活情况。像奥德萨一样，中国的首都位于一片大平原的中央。刮风时未铺沥青路的小道灰沙弥漫，简直使人看不清路。c·费雷德的毛色由又光又亮的金黄色变成暗淡无光的灰色。我患了感冒，虽然不一定是灰沙引起的，但也因此而加重了病情。

我们到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亨利神采奕奕，正和中国主人谈笑风生。我在其他场合也见过亨利的这个样子。每当这位国务卿在其成为中心人物的场合，他就变得活跃起来，就像一位搞政治的候选人会见选民后回到家里一样。

为了节省往返联络处和基辛格下榻宾馆之间穿过街上百万辆自行车的时间——巴巴拉和我临时住在附近的一座宾馆。一位中国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已被安排住在宾馆的第18号楼。尼克松1972年2月第一次访华时就住在这栋楼里。

宾馆虽不豪华，但还舒适。像中国的多数招待所一样，宾馆里准备了外国客人可能需要的一切用具：笔、墨水、信纸、浴巾、拖鞋、化妆品，甚至牙刷和牙膏。在第一次正式官方活动的短暂休息时间，巴巴拉坐下来写了封家信。她在信封上写好了地址，并准备贴上中国邮票，可中国邮票的背面却很少有涂粘胶的，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说道：“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胶水。”

当时房间里只有另外两个人：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我。第二天，一瓶胶水放在了桌子上。

基辛格的访问包括同邓副总理和乔外长的高级会谈。这些会谈给了我了解中美关系最新发展情况的宝贵机会，上任四周后我便认识到，对一位驻中国的大使来说，获得情况是很难的。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亨利在华盛顿的助手们也都不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让大家分享。这一点不假，在北京的其他外交宫们同样急于了解各种情况、猜测，甚至关于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各种谣传。一层保密的面纱遮盖着驻北京的外交宫们的生活。基辛格结束访问后，我的约见登记本上写满了要见我的驻华大使们的名字，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了解一些所能获得的内部情况。

根据尼泊尔大使的说法，刚到北京的新使节有某些优越条件。他说，这是一种新的看法。“我到这里已经十年了，”他说，“可我认为，我现在对中国人的了解实际上比我刚来时少了。”

外国大使们不久便发觉，中国外交运用委婉的措词很有艺术。当你要求会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时，你可能被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婉拒，而这三种方式都是很有礼貌的。

第一种方式，你可能被告知，这种会见“不方便”。这就是说，要等到地狱全部结冰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