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国表明，中国人把苏联“霸权主义”——更甚于美国“帝国主义”——一看作是他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把手伸出半空的马利克，脸色红得发紫，就好像黄用手背打了他一记耳光一样。此时，不过有几秒钟的时间，却显得很长，房间里的紧张气氛难以描绘，没有人讲话，只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然后，我们的法国东道主慌慌张张地走向餐厅，挥动着手叫道，“我们走吧，走吧，开会了。”

我们五个人在桌子边就坐入席，两个共产党大使隔开了一段相当的距离。然后我们进行了相对有礼貌的讨论。但几年以后，当我作为美国使节被派到北京时，那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个大使拒绝与苏联外交官握手的前例发生在50年代美苏冷战高峰时期，当时，亨利·卡伯特·洛奇转身离开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我从法国大使的起居间里了解到，不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状况如何，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冷战，那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的冷战。

父亲在缅因度假时得了一种咳嗽病，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最终，他被说服去纽约的斯龙—特林纪念医院作一次彻底检查。诊断结论是肺癌。他并不绝望，但是病毒在迅速地扩散。

母亲与我们一起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大使寓所，她大部分时间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父亲死于1972年10月8日。这对我，对他的其他子女都确是一次打击。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我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至1973年1月。在我离任回华盛顿的时候，一个记者问，我在联合国的经历是否已经改变了我对该组织的评价。

我那时和现在的回答都是“是的”。它使得我对联合国更加不满，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它的缺点和局限性，但它也使得我更加地支持它，因为我看到了该组织在人道主义、社会及其他领域能够有所作为，能将意识形态分歧局限于最小范围。

从政治上来说，联合国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世界上存在的紧张局势的反映，而不是解决紧张局势的机构。我记得在1971年大会期间安理会上那个最动人的讲话，它是由专程来纽约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印度入侵东巴的当时巴基斯坦副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所作的。

布托作了情绪激昂的呼吁，但是并没有效果。我在会场所看到的使我想起了1936年国联那个令人沮丧的场面，当时海尔·塞拉西飞往日内瓦求助，因为他的国家正遭到墨索里尼意大利的侵略。

1936年时，国联的成员对此曾袖手旁观。现在1971年，联合国的成员对要求停止两个成员国之间战争的呼吁仍然袖手旁观。

布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说，“你们在这儿吃的是三道酒的丰盛宴席，听的是张口必称先生这类奉承、恭顺的语言，而我的国家却正在被战火分割着。”说到这儿，他激动地拿起他照着念的黄色稿纸，把它们撕成碎片，并让这些纸屑飘落到桌上。此时，好像要强调布托这番话中的意思，安理会的主持者塞拉里昂的伊斯雷尔·拜恩·泰勒—卡玛拉如梦初醒似地说，“我们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先生给我们作了极有益的讲话。”

很显然，联合国有许多长处可以一提的，但是要达到其早先给人们的希望——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总统要我到戴维营去见他。当我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就知道我们在纽约城的日子快结束了。

1972年11月取得了对乔冶·麦戈文的压倒的胜利后，来自白宫的传闻说，为组成尼克松的第二届政府，大的人事变动正在酝酿中，其性质并不是选举后常有的人事变动，而是总统考虑已久的对行政部门的一次大改组。

尼克松想要的是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与白宫密切配合的“超级内阁”。这些“超级官员”之一就是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而财政部的实际管理工作将由一个副部长负责。

在预定我要见总统的那一天，我先坐飞机到华盛顿，然后去白宫，因为协助尼克松搞改组方案的约翰·埃利希曼告诉我，舒尔茨想在我去戴维营之前见我。

乔治还像平时那样镇定自若，他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愿意作为他的副手帮他管理财政部？我回答说，这一提议令人满意，但是我得先看看总统想怎样安排我。

我坐在直升飞机上，从五角大楼直升飞机停机坪到戴维营的路上，想着乔治的提议。我的选择——也是巴巴拉的选择。还是愿意留在联合国，但是如果总统的想法是重新改组、调遣人员，那么财政部差使给了我一个新的而且不同的机会。

在戴维营，一个随从武官迎接我，把我带到总统的周末住地“阿斯彭”，这是一个设备齐全、隐藏在卡托克廷山繁茂的绿树丛中的小别墅。这儿有着历史的气息，走在这个地方，有走进白宫的感觉。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采用了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了的地平线》一书中所描写的西藏一处神秘胜地的名字，把它称为香格里拉。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叫它。特别是在我从华盛顿乘直升飞机到这里，一路忍受飞机高分贝的噪音以后，这里的宁静更具奇异神秘感。

总统显得心情轻松，至少比在竞选时轻松。当时，即使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处在领先地位，比他人高出30个百分点，但尼克松的竞争本能一直使他处在警觉的状态。

“乔治，”我们一坐定，他就说，“我知道舒尔茨已经与你谈过财政部的职位了，如果这正是你所喜欢的职位，我也同意。但是，”他继续说，“我真正要你去做的，真正需要你的地方是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乔治，对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有机会在今后的四年中建设一个新的联合阵线，而你就是能使其实现的人。”

原来是这样。我告诉总统，我需用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同意了，并要我在作出决定后打电话通知埃利希曼或者他本人。

我一回到华盛顿，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商业部长罗杰斯·莫顿。在涉及白宫的内部事务时，我最为尊重罗杰斯的判断。他建议我，如果接受党主席的职务，那么我应当确保有出席内阁会议和改组委员会的权力。该委员会的前主席、参议员休·斯科特赞成罗杰斯的建议，他告诉我，“要坚持这一点。”

第二天，在与巴巴拉及孩子们讨论了对工作的选择后，我就打电话给埃利希曼，告诉他，如果让我参加内阁会议并给我放手处置的权力，我将接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职。埃利希曼说，他相信总统会同意的，但是仍需证实一下。不到一小时，他就回了电话，于是我就获得了这一新的任命。

我们要回到华盛顿，回到政治轨道的生活中去了。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经过再三考虑作出的判断是，你现在应该辞职了……鉴于最近事态发展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我感到辞职对国家、对总统都是最好的。我相信，这种观点是全国各地多数共和党领导人所持有的看法。由于我对你永志不忘的感激之情，我写这封信是非常为难的。如果你真离职，历史将怀着永恒的尊敬之情恰当地纪录下你的功绩……

摘自给尼克松总统的信

1974年8月7日

全国性政党的主席从没有要作一个如此困难的政治声明，但是这封信一定得写。而且要交给总统，正如同一天下午巴里·戈德华特不得不率领共和党领导人代表团去白宫，告诉总统为了他的国家和党的利益，他必须辞职。

我欠理查德·尼克松甚多，事实上，我至今仍有此感。当我最初参加竞选政治职位时，他曾到得克萨斯州为我拉票。其后，他又给我珍贵的机会在国际上代表我的国家。但是我写了这封要求他辞职的信，这是因为一个政党和国家比任何人，即便是总统，都要大，都要重要。

水门事件使总统受到打击，但是应对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负责的是白宫；充当g·戈登·利迪等人策划和执行破门而入的基地从而导致掩盖事实的是总统再次当选独立委员会，而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身。

从党的立场来看，使公众理解这一差别是重要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光是政府，还有党，都得面临政治上的毁灭。

水门丑闻在我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任职仅几个月就爆发了。从1973年春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总统辞职为止，我作为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处理这一事件上。

我改变了委员会的一些做法，采用了我在萨帕塔公司任职期间差不多相同的管理办法。如我削减了预算，首先下一道命令，把主席的小轿车换成更简朴的交通工具。我还大量裁减人员，并下指令禁止含酒精的饮料在上班时间进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地点，从而中止了工作日中的所谓“寻欢作乐”时间——一些雇员已习以为常的行为。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日常事务的整顿，根本不是总统在戴维营所谈到的那类事情。至于建立一个新的多数联盟，实现这一设想的时机并没有到来。每当一颗新的地雷爆炸动摇着尼克松总统执政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感到，能维持住我们已有的联合阵线就是幸运的了。

大凡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拜访党在各州和各地方的工作人员，扮演啦啦队队长的角色。我的工作则像一个绷带运输员，周游全国各地，包扎党受到的创伤。

自戴维营会见之后，我仅有两次机会就党务问题单独会见总统。举行过几次内阁会议，但由于水门事件占去了白宫越来越多的时间，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减弱了。

如果说我对白宫感到失望，那么总统的白宫官员定然是同样地对我感到失望。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丘克·科尔森想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能在反击带头起诉水门事件的调查者时充当尖兵的人。

科尔森有一次从白宫给我寄来一份在印有全国委员会笺头的纸上起草好的信，让我签名。信中以一些白宫工作人员称为“棒球”样强硬的语言攻击了批评总统的反对派。但是在我看来，这封信的语言不仅是棒球，而且是投向击球手头部的猛球。

我感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不是为白宫工作人员起草的激烈的政治指责盖橡皮图章。我被告知，签署科尔森送来的那类信件原先是“常事”，我回答说，再也不能如此了。

我愿意保卫总统反对不公正的批评，但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进行政治攻击中该走多远是有明确界限的。我反对的不是白宫工作人员的目的。而是他们的手段：形势越严重，他们要以委员会名义进行的反击也越激烈。

不用看盖洛普民意测验，只看看我办公室收到的那些信件的数量和内容，我就可以衡量出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的影响。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共和党领导人和党的成员。开始时，十分之九的人支持尼克松，并要我做更多努力来保卫他。然而，参议员萨姆·欧文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披露的事实开始产生影响了。不久，来信开始批评我没有使党与水门丑闻保持更大的距离。到8月初，当我写信要求总统辞职时，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如果总统再继续干下去，将使共和党与他本人一起垮掉。

当党内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变得模糊时，最后的转折关头就来到了。在参议院最强烈支持尼克松的吉姆·巴克利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总统辞退后，形势就变得很明朗了：不管法律后果如何，党内对水门一案已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于8月6日举行，恰在我向总统递交那封信的前一天。正如当时的总统顾问迪安·伯奇所说的那样，会议是个“超现实的事件”。

尼克松进人了房间，像平时一样的整洁、衣着合体，但他的脸显得浮肿和疲劳，像是一个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的人。会议进行着，总统依次听取目前政府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近况报告。

内阁成员中是司法部长比尔·萨克斯比提及政府最大的难题。但是很清楚，尼克松那天无意讨论水门事件。当时他的总统职务已在崩溃，弹劾不再是可能发生而是必然发生的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时时刻刻都在增长，然而总统主持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就像水门事件没有发生一样。看来他已是一个遭围困、受折磨而筋疲力尽、脱离现实的人了。

三天以后，当尼克松的总统直升飞机离开白宫南草坪时，我自己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感到如释重负；但作为欠理查德·尼克松一大笔人情的人，作为总统本人及其家庭的朋友，我为我所见到的不仅是一场政治灾难，甚至是一出人类悲剧，而感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