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那位官员。

第二种方式，你的要求可能“原则上”被接受。这意味着你不要着急。

第三种方式，你可能被通知说，会见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同没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样，“稍等”可能意味着5至20年。

如同其他国家驻北京的大使们一样，我不久也发现，“中国城墙”远不止一种。拿起电话想要求与一位中国官员讨论某个国际问题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规矩是：不必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

这堵“城墙”对刚到中国而很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情况的人来说特别失望。如果外交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这样看。

举个例子说，我们抵达北京不久，一个美国医学专家组到中国进行访问。专家们对血蛭病或叫做血吸虫病的这种热带疾病很感兴趣。因为这种病在中国传播很广，专家们了解这种病情肯定是为了帮助中国。我起码作为美国大使是这么看的。

中国人热情地欢迎专家组，为他们特别安排了观光旅游日程和丰盛的宴会。专家们旅游观光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吃得好，体重日增，但这并不是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可以看长城和故宫，但看不到他们到中国想看到的东西。只是在他们多次提出请求——最后抱怨时——中国官僚政治才被冲破，才允许美国人考察中国的血吸虫病。

就中国人而言，外国访问者只能了解他们的中国主人想让他们了解的东西。他们通常的做法是简单地限制访问者们去了解情况，但是有一个波将金式村庄那样的地方专供基辛格这样的特别访问者参观。

在基辛格一行五天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又安排了一个去苏州的旅行。苏州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以刺绣闻名。我们所有人分乘两架由主人提供的英国三叉戟喷气机从北京起飞。美国联络处的林思·帕斯特一周前陪一个美国大学校长小组先于我们到达苏州。据他报告，苏州和北京一样，马路上挤满了自行车和运输车辆。

但当我们同基辛格一行到达苏州那天却不是这样，我们沿着幽静的马路行驶，没有车辆，没有行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曾陪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的比尔·巴克利有一次问他的陪同人员，人们都到哪儿去了？陪同人员反问，“你说什么？”“人，”比尔回答说，“你知道，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基辛格一行和布什的人员乘车行驶到苏州的主要大街时，我可以看到有大批人群挤在马路边上，站在路障后面。在我们访问期间，不管中国政府以什么理由清理街道，它都可怕地、甚至令人胆颤心惊地表明一个极权政府能够如何控制它的人民。

在苏州的一个公园里像波将金村庄那样的异常情景终于出现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群群儿童在玩游戏、欢笑、唱歌，这显然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和设计好的场面。当我们回到车里时，公园里突然变得一片寂静，由此，我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场面结束了，孩子们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基辛格一行飞回华盛顿，联络处大院里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在我的前任戴维·布鲁斯时期，联络处的作用仅仅是作为美国的一个观察员和在北京外交界的一个联络点。他认为在美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的状况下，只能进行低调的工作。

基辛格显然同意这样做。当亨利得知我为了去北京而放弃到伦敦和巴黎出任大使时，他感到迷惑。他说，“你会不时有实质性工作可做的，但在多数情况下，你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厌倦。”他这样概括了我当联络处主任的职责。

考虑到中国当局对外交使团的限制，这种说法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当我考察了工作的局限性和潜力后，我开始重新考虑联络处周围的所谓“正常”情况究竟如何。

联络处位于北京的使馆区，它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利福尼亚的建筑风格：那日落林荫道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东方式。两名穿着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守卫着大门。

在联络处有一座小楼是领事楼，它的旁边是主任官邸。官邸很明亮，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卧室在楼上。

主任官邸有六名工作人员——两名厨师，两名服务员，两名清洁女工。服务组组长王先生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很和善，责任心很强。主厨孙先生是位烹任专家，据说是北京最有名的厨师之一。其他使馆没有这样幸运的条件。一位大使夫人经常向中国礼宾官员抱怨他们使馆里厨师的烹任水平如何差，中国人终于把那位厨师调走了——当然他们是不高兴这样做的。他们有好几周没新厨师来，使得大使夫人不得不下厨房。

在交通车辆方面，为主任提供的车是一辆克莱斯勒轿车，巴巴拉和我起初乘坐这部车。但不到一个月，我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来打破过去希望驻北京的美国使节所采取的模式。这不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但它有助于证明亨利认为我对新工作会感到厌倦的估计是错误的。

在中国时，我曾想，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到处走走？我妈妈到北京度圣诞节时，王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把巴巴拉和我称作“开路者，因为同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

1974年圣诞节是巴巴拉和我自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开度过的。她回国同孩子们一起过节，那时孩子们还在上学。但我也不是一个人独自过节。我妈妈和一位姨母玛乔丽·克莱门特那时已到北京。做完礼拜，我们骑车绕使馆转了一圈，之后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特德·龙德。

我们还往华盛顿打了电话，巴巴拉和孩子们正在华盛顿过圣诞节。杰布已当了φbk联谊会会员，尼尔考试成绩很好，马文正加紧锻炼，以迎接篮球季节。

在圣诞之夜，孙先生竭尽全力第一次烹制了西方节日菜肴：火鸡、桔酱及配料；不过他没做南瓜或者胡桃馅饼甜品，而准备了一道别致的中国风味的甜品，叫做“北京粉糕”。这是一种挤上松散奶油并在上面撒满栗子粉的点心。

但是圣诞节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在基辛格访问期间，亨利和我会见邓副总理时，他曾问我是否有机会参观“防空洞”。我说没有参观过，这样就在圣诞节那天安排我去参观。

“防空洞”就是北京城下面的地道。一位人民解放军干部和附近街道的官员在指定的路口迎接我。他们领我走进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几个货架后面安着一个按钮。按了按钮后，一个活动门便慢慢打开。我们往下走了大约25英尺，穿过蜂窝状的人行道，再穿过几个像大房间的地道。地下有卫生间，虽无通风系统，但主人肯定地告诉我，地下空气很好，并有排水设备，这个地道能容纳所在街道的几干名居民。，

我们参观的是地下避弹所，即人防“洞”。中国人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在挖这种洞。毛主席曾教导，“深挖洞”，“广积粮”。为什么这样做？据说是因为如果苏联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那就是用原子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

参观完“洞”并向我的向导表示谢意后，我骑自行车回到联络处。妈妈问我观感如何，我把参观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评论道，这是一份奇特的圣诞礼物：在致力于全球和平的圣诞之日应邀参观避弹所。

然而到此时，我在中国的时间已足以使我懂得，中国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上很少听其自然发展或发生意外事情。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对苏联保持警惕，并准备应付世界形势发生任何变化，甚至最坏的变化。

我同意妈妈的说法，安排在圣诞节去参观是奇特的时间安排。不过，选择这个时间去参观防空‘洞”，倒使我不会很快忘记这件事了。

圣诞节的这种安排有一点附带的提示。它使我不能不摇摇头，不知是不是应该消除尼泊尔大使说过的那种感觉——你对中国人知道的越多，对他们的真正了解就越少。

妈妈离开北京前，告诉我家的服务组组长王先生，她和姨妈玛乔丽在来访期间过得很舒适，她们表示非常感谢。出于过节的原因，妈妈表示要向王先生及他的服务组同事们送点小礼物并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但王先生说，“不用客气，谢谢您。”妈妈坚持一定要送，心想王先生不过是表示客气而已。但王仍然坚持不收，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立场。

关于不收礼品的原因，据联络处的一位职员说，在毛的中国，如果因为帮了别人的忙而接收人家任何形式的报赏，都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者更严重。如果王先生接受了礼物，就会有风险。在统治着中国人生活的严格革命教义下，王先生可能会不得不在他的地区召开的所谓“自我批评”会上站起来，承认他接受了外国人的礼物。

听到这种解释，我点点头，似乎懂了，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懂——至少没有全懂。原来有一种绕过不准受礼规定的办法。只要我们的客人讲明那些东西是“供你们工作中使用”，王先生和其他人便会接受——这是我们在中国期间找到的解决东西方风俗习惯之间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风俗习惯之间的难题的方法。也许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当“开路者”骑自行车绕北京城转时，这并不失为打破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这个外交圈子的一种方法，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同中国政府官员隔绝的问题。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们至少在每个国家庆祝国庆的各种招待会上可以见到这些官员。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和他的同事总是在这种欢迎客人的社交场合出现。

戴维·布鲁斯没有出席过这种招待会。他把他的作用严格地限制在美国同中国政府的联络方面，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外交代表。然而，我却认为，放弃这些招待会就会失去让人们感到我们在北京存在的机会，并且采取了接受国庆招待会邀请的做法。

我们接受的第一个邀请来自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当我和夫人同霍尔德里奇夫妇走进招待会大厅时，周围的谈话气氛突然活跃起来。美国人出现在北京的外交招待会上了！但是，没过多久，一切便恢复了正常。外交坚冰已被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出席那样的招待会便被视为惯例了。

亨利·基辛格并没有把我扮演一个活跃的联络官员的做法当成一件什么大事。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管他们是否喜欢你。”我不同意这样。我并不是为了在北京出风头，而是要了解中国人——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美国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别人不说，亨利是懂得在世界事务中个人关系的价值的。正是由于他同安瓦·萨达特之间的亲密关系，帮助打破了中东地区互不信任的障碍。

但是，在中国期间，曾有一段时间使我重新估计，戴维·布鲁斯不参与外交活动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正是1975年春天，美国和我们的南越盟国的军事形势恶化了。形势的这种变化似乎不仅加深了我国在全世界的敌对国家的反美情绪，而且也加深了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反美情绪。每当我走过一群群外交官身旁时，我便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在东南亚政策的失败感到的心满意足。

这些天来最糟糕的日子是4月30日，那是北京庆祝“五一”节的前夕。巴巴拉和我正在荷兰大使馆出席纪念朱丽安娜女王生日的招待会。当客人们聚集在一起时，消息传开了，说西贡已经陷落。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招待会的气氛比较拘谨，但在那天晚上，大厅里却议论纷纷。突然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五六位代表急急忙忙走出了大厅。此时外面大街上发出了欢呼声。

巴巴拉和我一直呆到招待会结束后才回到美国联络处，这时北京城到处是鞭炮声。第二天，即“五一”节那天，大街上的扩音器播放着革命音乐，一直持续了好几天。这不仅是庆祝“五一”节，也是庆祝“越南人民的胜利”。在越南大使馆外面的橱窗里展出了美国领导人的照片——有趣的是，这些照片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而是前总统约翰逊和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

对于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小批美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处境困难的时期。得知那些消息后，友好国家一些同事纷纷找我谈，强调不放弃在远东特别是在南朝鲜所承担的义务对美国是如何重要。这些意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来自一位西方盟国的代表，而是几星期后出自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之口。他用其言论是经过授权的口气对我说，“美国在亚洲担任着有用的角色。”

中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可能是不够坦率的，但有些时候也讲心里话。那位官员向我讲明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在越南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但我们在对付俄国人方面有共同利益。我们是相互“有用处”的。

1975年夏天，我们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同我们在一起。第五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男孩，他叫杰布，当时22岁，因在得克萨斯商业银行任职，不得不同他的妻子哥伦巴留在休斯敦。但是乔治在休斯敦，他当时29岁，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准备在得克萨斯经营石油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