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社论多数反应是肯定的。如《匹兹堡邮报》喜欢这一任命。（“在任命布什这件事上，尼克松总统不仅是为一个即将去职的众议员作出了安排，而且确实是找到了一个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来做好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但是《明星报》和《纽约时报》就不喜欢。（“在他的简历里没有什么经历证明他有资格充任这一十分重要的职位。”）

关于担任一项新工作时怀疑者不信任你能做好，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这加强了我竞争的本能。他们提出了挑战，我下决心要证实他们是错误的。

我也像多数美国人一样，在1945年联合国创立时曾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到70年代初期，我的认识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作为“和平的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像又一盏明灯一样暗淡下来了。

许多美国人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联合国即使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然而仍然起着有价值的作用。在政治领域中，它也许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自50年代初期在朝鲜到7o年代和8o年代在中东一直起着很好的作用。而且联合国在科学、医学、农业及空间技术等领域，更不要说在援助难民和饥饿者的人道主义工作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过，在我听取了详尽的情况介绍后，于1971年3月初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赴任时，我对联合国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美国在这所“玻璃宫殿”里的首席代表的作用，已经不抱幻想了。我在那儿应是我国政策的积极鼓吹者，而不是消极辩护者。就像我在上班第一天工作结束时对《休斯敦邮报》记者弗雷德·博纳维塔说的，“我来到了这块不得安宁的土地上。”

是的，我……一头撞到雅可夫·马利克这垛石头墙上。

在我的记忆中，雅可夫·马利克是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情严肃、态度固执的发言人，那时安理会的辩论经常在电视上转播。马利克是让俄文“不”为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冷战初期苏联外交官之一。他不断地使用大国否决权来阻挠联合国采取苏联人所反对的行动。

1950年，由于马利克的退席，联合国才得以不被否决地通过决议，使保卫韩国成为国际性的，而不只是美国独家承担的任务。

20多年过去了，马利克再次出现在联合国，现在他的头发变白了，但是他的本性并没有变化，这一点我在出席第一次正式会议时就发现了。

对于新来到联合国这个国际场面的人，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大使，苏联人总有一种可以预料得到的欢迎方式，要给他个下马威。他们试探试探这个新人，有时故意挑起对抗，以观其反应。

我刚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国书，几乎还没有在办公室坐定，我的副手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就进来报告说，马利克已经要求召开一次四大国大使的特别会议，即英国的科林·克劳爵士、法国的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马利克和我，来处理以色列立即撤出1967年六日战争中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问题。该问题早就列人联合国的紧急议程，但是马利克选择了这一特定的时间来催促迅速采取行动。

会议刚一开始，马利克就发表起长篇演说来，指责美国在撤退问题上听命于以色列。我说，这叫指控太荒谬，不值一驳。我进一步说，如果苏联人就是这样行事，那么他们并不是真正想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这就是我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入门仪式，也是马利克说的“欢迎进入外交界”的方式。

在我任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作为东道国的首席代表，我可受够了苏联式的外交那一套。马利克经常打电话来，就俄国人遇到的不便或遭到美国公民骚扰等事向我提出抗议。

有时，即使苏联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也惯于在坚持他们的观点时走得太远。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讨厌的事情，一颗子弹射入了苏联代表团驻地的一套公寓房间。当我的代表团打电话来报告所发生的事情时，我正与比利时人共进晚餐。我立即与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迪克·库姆斯一起赶到现场。他们的一个克格勃人员迎接了我们。他匆匆忙忙把我们领到11层，然后带进房间，让我们看遭到破坏的情况。一个窗户破碎了，子弹擦过冰箱射人墙壁。纽约城一个久经磨炼的侦探正在仔细地检查墙壁上的弹坑。

然后，在我们见过了住在该公寓房间的受惊的家庭后。一个负责人——不是马利克本人，而是他的部下，朝着我叫嚷说。这是蓄意的挑衅，不可能没有我们参与就发生。

此时，我便采取了对付苏联人的蛮横指责的既定方针—一以攻为守。我说，“这不是事实。而且你也知道，”（尽管他很可能并不知道，因为在俄国不会在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意外事件”。）然后，我指着正在收集墙壁内子弹碎片的侦探又说，“你看到那个官员了吧，他是美国最好的子弹专家。我们指定他来破这一案子，因为我们决意要找出究竟是谁干了这件事，而且不管他是谁，都要送交法庭审讯。”

这样做似乎安抚了俄国人。而且这也不会使纽约城的侦探不高兴，虽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但是，基本事实是纽约的警察在破这一案子。此后不久，他们逮捕了一个人，指控一个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成员拥有上述事件中使用的来复枪。

在上述事件中，法庭将那个嫌疑犯释放了。但是，我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保卫犹太人联盟还被牵涉到其它一些暴力事件中去。我能够同情他们的事业—一抗议苏联犹太人遭受迫害，但是我对保卫犹太人联盟的领袖拉比·迈尔·卡亨明确表明，我不认为他为这一事业做得好。

有一天，卡亨到美国代表团来要求见我。当时，我正要到联合国大厦去。我的一些工作人员说，卡亨是、一个挑起对抗，让报纸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的专家，故建议我们从后门出去。我决定不这样做。

当我向前门走去的时候，等在接待处的卡亨站起来挡住我的路。

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愿与我谈话？我只要求进行一次对话。”

我一面向街上走去，一面告诉他，“因为我已经看到你要对话的意思，那就是射向苏联大使馆的子弹。我不能宽恕你们那伙的暴行，就像我不宽恕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暴行一样。”

最坏的一个阿拉伯恐怖主义者行动，就是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它导致我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二次使用了美国的否决权，以反对1972年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因为此决议谴责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地，却没有谴责导致这一袭击的慕尼黑暴行。

这是一个一边倒的不负责任的决议，这在当时的联合国很典型。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了多数，攻击西方，特别是美国，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与此同时，这一国家继续承担着联合国将近1／3的预算。每当美国受到攻击时，尼克松总统从不忘记提及这一事实。

1971年秋季，当第三世界多数国家投票将我们的台湾盟友驱逐出联合国的时候。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遭到了到那时为止最为严重的挫折。作为美国大使，我曾努力进行走廊外交，让台湾保持它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所谓“双重代表权”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产生在美国知道已经不再能够掌握必要的票数来阻止联合国大会承认北京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正式代表的时侯。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政策是个让步措施。它接受不可避免的发展——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继续维护我们国家对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的义务。

真正决定性的投票是就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进行的。我们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中进行了紧张的拉票活动。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它反西方国家同样努力地拉票支持它们驱逐台湾。有一段时间，按我们的计算我们能获得取胜所需的票数。但是临到1971年10月25日，我们认为已对我们作出承诺的选票却转为弃权。有些答应支持我们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最后的计票结果是59票对55票，15个国家弃权。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些原先答应投票支持我们而后却失信的国家。

在程序性的投票后，联合国大会继续以相当大的差额投票承认北京政府而驱逐台湾。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望处于危险状况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有些国家的代表真的在会场的过道上跳起舞来。对他们来说，台湾并不是他们要针对的对象，打击山姆大叔才是他们的真意。

职业外交家的标志是从不让个人的感情影响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然而，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我坐在美国大使的席位上，对周围发生的情况不仅感到愤恨，而且感到憎恶。中华民国，这个曾经帮助建立了联合国的政府，已被驱逐出国际社会，而这一事件却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受到庆祝。如果这里就是“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邦”，那么这个世界已陷人比我想像的还要深刻的困扰。

一会儿以前，情况已经明朗——台湾在联合国的日子到头了。当我看见台湾大使刘锴与他的代表团最后一次走出会议大厅的时候，我受自己个人感情的支配，离开坐位，在他到达大门前赶上了他，我把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他感到他被这一他的国家帮助建立并多年来一贯支持的组织出卖了。

从刘的角度看，美国并没有竭尽全力支持台湾政府，美国对他的国家的地位采取的立场正在改变。美国代表团曾努力让“双重代表权”政策在联大获得通过，但结果却是另一种“双重代表权”政策—一华盛顿在承认北京这一问题上的暖昧态度，使得我们维护台湾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1971年夏，亨利·基辛格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标志。然后，在联大辩论台湾地位问题前不久，华盛顿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

这一新闻在白宫和国务院被看作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就在联合国执行美国政策的角度而言，这等于是在我们要求中立国家坚持反对北京之时，我们自己对毛政权的立场却软化了。

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建立与北京的外交接触的高瞻远瞩和明智，是显而易见的。我理解总统和亨利·基辛格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难以理解的是，基辛格告诉我，他对台湾问题的最后投票结局感到“失望”。我有此同感。但是鉴于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套，而在华盛顿做的是另一套，这种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身穿单调的灰色老式服装于11月11日到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我将遇到一些地缘政治学预料不到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中谴责美国，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我虽然知道两个共产党大国有着严重的分歧，但直到他用同样的篇幅谴责苏联时，我才体会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敌对情绪。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马利克与我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却提着一桶米倾倒在我们俩的头上。

然而，乔的讲话只是我了解中苏关系真实状况的第一课。真正使我惊奇的事——即他们对我们只是不喜欢，而对俄国人则是蔑视——发生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时。

这次会议在法国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的寓所举行。黄华和我早就在一次由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过面了。因为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北京政府，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会见应该显得是偶然巧合的，而不是预先安排好的。

我坐在联合国的代表休息厅里，取了一个乔冠华和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站起来，热诚地而不是过分热情地伸出我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他们都与我握了手，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这一“自发”的相互介绍完成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了。然而，重要的是中国大使与我能偶尔交谈几句，因为尽管我们两国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有些地方我们有着共同利益。

现在，科斯久什科一莫里泽在他的寓所门口迎接黄华，并把他引向起居间。科林·克劳爵士、雅可夫·马利克与我已在那儿等候。黄华被介绍给科林爵士，与他握了手，然后介绍给我，与我握了手。而后马利克伸出了他的手。我看到黄华也把手伸向前，但在听到“苏联大使”一词时，他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子走开了。

这一侮辱完全是有意的，黄华在他来之前就知道马利克会在那里。他给俄国人尝了一次马利克自己喜欢给新来乍到的人端出来的苦药，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目的不仅是要测试俄国人的容让程度。我意识到黄的行动是故意向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