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控制私有财产，那是共产分子的首要目标”。

会场一静下来，我就开始发言，开场白的主题是爱德蒙·伯克对自由社会中立法者的作用下的定义。“你们的代表不仅将其勤劳而且将其是非曲直判断力归功于你们，”伯克写道，“他若隐没自己独到的见解而盲从于你们的观点，那就不是为你们行事，而是背叛了你们。”

这一段话道出了我对自己作为他们的众议员这一职务的看法，但还有一点要申明，不管我的清一色的白人听众是否同意。这跟下列一点有关：住房不受歧视法案应获得他们的支持，也应得到我的支持。

我提醒他们，甚至在我们聚集一堂时，美国黑人却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及生活方式而正在越南战斗。从越南回来的一位美国黑人勇士反而被剥夺我们美国白人享有的自由，他们对此感受如何呢？

“一个人不应因为是黑人或者讲话带拉丁美洲口音而吃闭门羹，”我说，“不管怎样，这似乎是基本原则。”我总起来说：住房不受歧视给了那些“因习惯和歧视而被拒之门外”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线希望。

我说话的当儿，那些因我被引荐而向我发出的致意尖叫声停止了，观众似乎安静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能得到某种暗示。怎样使一次演讲被人接受，而那天晚上，我一直到结束也没观察出什么东西。

我讲完后，向前望了望一排排表情沉静的面孔，接着转过头向节目主持人表示谢意。就在这时，掌声四起，并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有人站起来热烈欢呼。在这以前发生的所有煞风景之事似乎烟消云散了，我感觉到某种异样的事情发生了：在场的有些人——不是全部，而是有些人——心里发生了变化。

20多年后我能毫不虚假地说，无论是在以前或以后的公务活动中，我都没有体验过什么事情比得上那天晚上我回家时的那种心情。

1966年华盛顿出现了首次当选的众议员。当时我国在东南亚正陷入困境，国内各城市因种族冲突而被搞得支离破碎。两年前林登·约翰逊处于权力顶峰，现在他的影响正逐渐消失。

这不只是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总统也在渐渐失去对自己党内成员的控制。政治形势在发生大变化。国会山及其他地方的民主党人逐渐成为总统越南政策强烈的批评者；而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却仍是该政策坚定的捍卫者，在参院由埃菲里特·杜克森领导，在众院由杰里·福特领导。

林登·约翰逊用了一句话来描述抛弃他的那些民主党人。他说他们已“将他们的驴都涂成白色，然后让它们跟着羚羊一块跑”。

一位在越南问题上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民主党人——虽然他不赞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密西西比的g·v·（松尼）蒙哥马利。虽然政治观点完全相左，但我与松尼在众院共事的第一年就成了挚友。

大多数首任众议员去华盛顿时都带了宏伟蓝图，为救国而乐于制订新的法律，施行大胆的计划。然而作为众议院一名新手，你只是435名立法者中之———加上参议员是535名——而且处于等级的最底层。你的地区选民与其说对你载入《国会记录》中的一分钟外交政策发言感兴趣，毋宁说对你如何有效地清除那种维系着他们津贴支票或小型工业行政拨款的官样文章感兴趣，这也是因为你作为一名新手，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没什么可做的。

简言之，在国会工作方式方面你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像众议院这么大的立法机构里，你就得期望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的那些人——众议院领导——指点你。。

在松尼的情况下，当时民主党领导是议长约翰·麦戈马克和多数派领袖卡尔·艾伯特。在我的情况下——以及在我的共和党密友威斯康星州的比尔·斯泰格尔、北达科塔州的汤姆·克莱普和阿肯色州的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的情况下——我们指望少数派领袖杰里·福特及少数派副领袖梅尔。莱尔德。

这些众院领导人——麦戈马克、艾伯特、福特及莱尔德——懂得在自由立法机构里领导的四原则：

一、不管在一个问题上的斗争多么激烈。绝对不要个人化。不要说或不要做任何会在另一个时间另一问题上返回来缠住你的事。

二、做你所熟悉的事情。你若不知所云，你就无法指导人家。在以后的年月里，不管什么时候我听到谁稍稍评价福特总统对问题的洞察力，我都会指出，在国会四年中，我从没遇到过任何人能比当众院共和党领袖的杰里·福特对未决法规之细微末节掌握得更清楚。

三、美国立法程序是一种平等互让。用你作为领导人的力量去劝说别人，而不是去吓唬人家。很有意义的是，历年来两党的立法领导人一直是并不偏好于狂喊胡吹的人。

四、照顾到你同事的需要，即使他们在级别上处干最底层。

有一位众院领导人，我总是与这一点联系起来记着他，他就是威尔伯·米尔斯。作为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是我两任众议员期间最有力量的众议院成员之一。我虽是一个新手，还是要我填补了共和党在筹款委员会的空缺，我开始将民主党主席尊为称职的国会领袖之典范。

威尔伯是一位管理能手，它使委员会正常运行。他们都不去国外旅游——对他来说，他们全是些“僵化之徒”，他认为，就在华盛顿我们在的地方，我们是有事可做的。他精通本行即税法，这方面知识相当丰富。他只要开口讲话，同事们就洗耳恭听，受益匪浅。然而，最了不起的则是他待人接物从夹都是有礼有节，富有魅力，他是一位不是通过欺诈手段，而是通过耐心工作达成一致来达到其工作目的的领导人。

无论何时举行听证会，我与我的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同仁巴伯·科纳布尔都会出席并坐在会议桌的最末端。我记不清我们参加了多少次听证会。那些年各种法案与提案搅在一起，难以辨别。但有一件事仍记忆犹新，即不管时间多么晚，主席总不会宣布散会，直到最年轻、级别最低的成员有机会向听证人提问。

筹款委员会里举行的大多数听证会是技术性的，所以引不起新闻界多大注意。这并没使我的新闻秘书佩蒂·罗素的工作变得轻松。然而，有一次我们就一个法案举行的听证会吸引了一位大有名气的听证人，即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头儿沃尔特·路德。

这次听证会一直开到下午，该委员会大多数其他成员提问后就走了。路德说了许多他得说的话。他要赶飞机，但屋里还有记者。米尔斯主席看我坐在会议桌的末端，他说他理解这位听证人的时间有限，但“我相信布什先生有些问题要问问你”。

威尔伯没有忘记做一名新任的众议员会是什么情形，也没忘记我让休斯敦的选民知道我已在这一职位上该有多么重要。同时，他知道我不会忘记他要使我有机会向可以制造新闻的听证人提问。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处于巅峰状态的威尔伯。后来他经受了对其个人的严峻考验，他被人取笑，像酒鬼一样成为人们的笑柄。然而在信誉上，他在从那种痛楚里恢复过来的过程中，显示了与其在国会山权力中心纵横捭阖时一样的力量与个性。

我在国会那些年对威尔伯·米尔斯十分尊敬，20年后我仍然如此。

我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这不是吹牛，这是我年轻时自己学到的一点东西。我来到华盛顿后，这一点更趋完善。像大多数从政的人一样，我喜欢听自己发表见解，但我喜欢吸收他人之见，特别是当这一观点出自一位思想敏锐、分析能力很强或富于创新精神的人之时。

比尔·斯泰格尔就是这种人。比尔28岁就当上了国会议员，是最年轻的议员之一，但他机敏过人，对种种事物之要旨都能心领神会，而且他治学笃诚，一切都依逻辑行事——即使这样做与华盛顿圈子里的高谈阔论或耍小聪明之风背道而驰。

比尔及珍妮特·斯泰格尔与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及其妻子玛朋·安，是我与巴巴拉在我们家院子里举行的星期天非正式户外宴会上的常客，我们那个家位于华盛顿西北的希尔布鲁克大道，当时是通过电话而没有去看看就从即将退休的米尔沃德·辛普森参议员（即现任阿兰·辛普森参议员之父）那儿买下来的。老米尔沃德很会做买卖，我们不到两年卖掉这所房子时就吃了亏——一我们可能是在华盛顿繁荣的不动产市场上唯一出过这种名的人。

我们后来搬到了帕里赛地大道，对我们全家各种需求来讲这可说是个理想之家，地址也不错。家里很舒适，孩子上学也方便。

举行户外宴会是我和巴巴拉以及孩子们早在休斯敦时就已保持的一种生活方式。乔治20岁，但其他孩子连青春期都还没到：杰布13岁，尼尔刚过12岁，马文10岁，最小的多萝西7岁。

巴巴拉当然是主角，这样一位家长总要留心帮助解决十几岁及更小孩子的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日常问题及紧急事情。但在我的办公室当时谁都明白——现在也明白——任何一个孩子打电话来时，不管我在做什么，都要给接通。周末我们要做完各项工作，这样我就能单独与孩子们聚一聚。

这些是我一星期中度过的最重要时刻。华盛顿的生活甚至能给一位新上任众议员的家庭以莫大压力。这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你参加公务活动是希望你孩子及下一代的将来能安稳无恙。在前进道路上的某一点，除非你小心翼翼，你可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你作为一个家长首要的责任是你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你时，你这个时候就要呆在他们身边。巴巴拉和我搬到华盛顿后，我们下决心不会忘记我们作为家长的第一优先考虑之事。

一位众议员只能与其工作人员一样优秀，除了将我在得克萨斯州的人马包括吉姆·艾利逊、佩蒂·罗素和阿琳·史密斯带到华盛顿外，我选进国会后最漂亮的步骤之一就是雇露丝·扎玛丽娅在朗沃恩大厦我的办公室当主任。露丝在艾伯特·托马斯手下工作过，他是一位来自休斯敦已退休的得克萨斯州高级众议员。她不仅了解我所代表的选区，而且懂得国会上的办事方式——使国会成为一个独特机构的为人处事技巧及其微妙差异（有些人会称之为部落传统习惯）。

我是在为一项议案找共同提案人吗？“跟甲众议员谈谈，”露丝会劝道，“他一直对那一问题感兴趣。但不要自找麻烦去对乙众议员谈论此事，因为如果这与其地区没任何关系，他不会感兴趣。当你对两众议员谈到此事时，不要提了众议员的名字，因为他们在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刚争论过这一问题，甚至在哪月哪天两人也达不成协议。”

露丝也对适当的时侯做出适当的事非常敏感。最好的例子是在1969年1月20日总统就职日。大部分要归功于我办公室工作人员考虑了所代表的选区之需要这一有效方法，我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再次当选。旁边搭起了一个专门的大站台，用于国会议员们来观看就职典礼。我正准备到那儿去时，露丝突然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吗？”她说，“无论如何你真没必要在寒冷中坐上三个小时。你应该做的是出门去安德鲁兹向约翰逊总统道别，去向他致意。他是民主党员，但他是得克萨斯同胞，而且他当了我们的总统。”

她当然完全对。我出门前往安德鲁兹空军基地，约翰逊内阁成员以及一群他在参院和众院的朋友都在那儿列队道别。结果我是在那儿的唯一共和党人。总统沿着队列走着，对即将离开他度过大半生的这个城市而产生的任何想法都丝毫没有流露。由于这些年我一直挖空心思反对这个人——不是约翰逊本人，而是其政策——此时此刻我不禁深感不安。

就是这位总统，不是很多年前曾伸出双手，穿过人群，“亲自接触大众的血肉之躯”。他热衷于政治，醉心于权力。他从30年代就一直在华盛顿，他根据其偶像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来塑造自己，并且毫无疑问希望作为20世纪令人敬仰的美国领导人之一而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道名垂青史。然而由于越南问题，这一鼓舞人心的宏愿给断送了。他一败涂地，就要返回得克萨斯了。

我与他握了握手，祝他一路平安。他点了点头，向着舷梯走了几步后转过身来，回头望着我说：“谢谢你来送行。”

几分钟后他往家乡飞去，这是他最后一次乘空军一号飞行。

有一位参议员那天下午显然没有去安德鲁兹，那就是拉尔夫·亚巴勒。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林登·约翰逊似乎注意到了。民主党朋友告诉我在紧接着的12个月里，亚巴勒给约翰逊写了两封长信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去那儿。这位参议员担忧是有其原因的。他1970年正在准备参加再次当选的选举，所以不能冒昧去得罪约翰逊。

这位前总统退休后就回到皮得内尔斯河旁的牧场。我们从一位名叫奥维塔·卡尔普·霍彼的共同朋友那儿听说：他对我去安德鲁兹表示赞赏。后来在休斯敦一次我和他出席的公共集会上，他邀请巴巴拉和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