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对自己的看法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都不能容忍。对他们来说，美国人分为三种：（l）那些与伯奇协会路线一致的人；（2）共产分子；（3）那些不同于伯奇协会路线而有意无意充当共产分子工具的人。

非常明显，约翰·伯奇协会接管哈里斯县党部会意味着共和党近年来取得的全部成果都将功亏一篑。

我们坐下来吃午饭时，古第尔解释道，在最近一次投票中参加县主席竞选的伯奇协会候选人以微弱票数之差被击败，但现在当选的主席要走，该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挑选一位接班人。除非再有一位强有力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伯奇协会成员就会当县主席。由于伯奇协会的拥护人组织严密而又很积极，所以这次竞选不会很顺利。不管谁与另一位候选人竞选县主席都得超负荷地干一番，一连几星期跑遍全县，访问各个选区并且每晚发表演讲。

古第尔及其小组想知道我是否对参加竞选感兴趣，我确实不用花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正是我在等着的挑战——开始参与基层政治，政治即始于基层。

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我和巴巴拉第一次尝到了后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滋味。我们每天夜里都在奔波，竞选于一个选区又一个选区。有时我能吸引多达5o名听众到选区集会上，而有时少到两个人。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很乐观。对为数不多的听众发表演讲有其局限性。如果我的演讲砸了锅，闲言碎语也不会散布得很快。

这又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就像我在奥德萨的那些日子一样。我们主持所有的会议，我在与听众目光直接接触下发表演讲（听众中只有四只眼睛时，接触更容易），这时巴巴拉在台上坐在我后面绣花边。她说这是晚上10钟听一个她以前已听过150次的演讲而不使自己打瞌睡的方法。

这次演讲本身是有关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两党制以及共和党人在政治上给予休斯敦人什么来取代守旧的民主党建制。我对一种竞选方式感到非常适宜。正如人们听一位候选人进行第一轮竞选而对候选人有所了解一样，候选人对自己也有新的了解。我发现置人于死地的政治把戏——卡反对派的脖子——不是我的风格。这是从我经商过程中得出的教训。竞争变成扼杀对手时，大家谁也别想取胜。有时相互对抗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只能在所有其他途径都尝试过以后作为最后一招。

这就是我在第一次竞选时采取的办法，也是我在紧接着的两年里当哈里斯县共和党主席时继续沿用的办法。试图解决成员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根深蒂固的纷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将着重点放在建立党组织的所有要害处，我的主要之点是我们都抱有基本的保守观点，但为了使自己有效率，我们得集中精力对付民主党人，而不是自己相互之间内讧。到1963年底我们的成员增多了，而且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来将总部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伯奇协会的追随者仍牢骚不止，但这是我在经商过程中得出的又一教训：人们不可能使所有的人皆大欢喜。

亚巴勒偏离得州投票人，布什说

乔治·布什在星期六共和党参议员提名的决定性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顺利击败杰克·考克斯，他保证在竞选中击败民主党方面很有抱负的拉尔夫·亚巴勒。得克萨斯州选举机构从249个县的选举结果报告中对226个县作完统计，这些县的票数显示布什得49548票，考克斯得30122票。

——《基督圣体》，灯塔出版社，1964年6月18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尔夫·亚巴勒也许会在林登·约翰逊的保护下再次当选，而亚巴勒仅仅在一年前称过林登·约翰逊为“醉心于权力的政客”。两人之间隔阂很深，肯尼迪总统1963年11月22日去达拉斯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成他的副总统与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握手言和。

但现在约翰逊是总统了，正如《时代》杂志所报道的，“倘若林登·约翰逊的家乡得州把布什选进共和党人约翰·陶威尔所在的参议院之得州纯共和党班底，那对林登·约翰逊的个人虚荣心将是当头棒喝。”

“如果林登对此不闻不问的话”，《时代》得出结论说，“共和党人布什就会得此良机。但约翰逊是不会对此置若罔闻的，这样就会使布什倒霉。”

从党主席彼得·奥唐奈劝我向亚巴勒挑战之日起，这种不得志者的竞选运动就一直是漫长而又艰难的。我在哈里斯县的经历已帮了忙。但党内预选及决定性竞选使我对得克萨斯州包括多大疆域有了新的认识。民意测验显示，我作为一个州范围内候选人的最大缺憾是只在休斯敦、米德兰和奥德萨有点名气，而在州内很多地方只能在竞选招贴上见到我的名字及笑容。

然而，到10月初我获益于一次形式不拘的况选运动，利用带进会场的“黑山少年”和“蓝帽美女”两个组织来愉悦场上的人们，我填补着“乔治·某某”这一空白。

为

乔治·布什

举行的

老式政治集会

免费提供！ 免费提供！

苏打汽水！ 轻快的

冰激淋！ 舞台音乐

给小孩气球！

不用打扮——只跟通常一样穿着来此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7时

于“我们美妙的纪念堂”

这不是一种通常代表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运动，而是从得克萨斯州类似人民党主义旧书的一页上摘出的。而且在这里戈德华特、尼克松及其他闻名全国的人物访问之后，竞争趋于紧张激烈，对手对我的人身攻击反给我扩大名声帮了不少忙。被人叫成“做投机生意的北方佬”总觉得不是滋味，然而这意味着我们已将亚巴勒吓倒了。情况开始趋向有利……

林登要是置身于事外就好了。

林登·约翰逊胜券在握

拉尔夫在得克萨斯州顺利取胜

……亚巴勒参议员星期二晚间早些时候宣布获胜，布什于晚上11点半鸣金收兵。

“数字表表示我们已失败，”布什说，“我一直在努力思索我们失利该责备谁，但很遗憾地得出结论：唯一该责备的是我自已。我相信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击败我是毫无置疑之处的，我向他致以最好的祝愿。”

《休斯敦邮报》，1964年11月4日

我在米德兰叫一个指导我进入石油业的大人物给打败了，现在我又被另一大人物击败了。在我竞选美国参议员失败15个月后的1966年2月，我辞去了萨帕塔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行政负责人职务，将全部时间用于竞选国会议员。我如果不那样做。对公司股东和雇员来说就太不公平了。1964年竞选参议员使我懂得当候选人就得全力以赴。像任何成功企业一样，萨帕塔需要有人在第一线亲临指导。

不要过河拆桥是妇孺皆知的。然而，在某种情况下，拆桥是有其原因的。辞去萨帕塔总裁之职使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前——在新建的休斯敦第七区赢得议员席位，接着向华盛顿进军。

布斯特·惠亭顿是我在萨帕塔公司的同事，他不理解我着了什么魔。布斯特后来告诉一位记者说，他曾问道：“他究竟为什么放弃所有这些而要一个每年薪金18000美元左右的差事呢？”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对我妻子解释这一点，所以我怎么能对你解释呢？”

实际上我不必向巴巴拉解释，她跟我一样关心着国内各种事情的发展，跟我一样感到我们有义务对已经给予我们很多的社会进行报答。

阿琳·史密斯是我们小家庭以外首先意识到1964年竞选参议员对我的生活哲理有着深刻影响的那些人中之一员。阿琳是我的秘书，后来进入我们的华盛顿班底。她告诉采访过布斯特的同一记者：当我与亚巴勒那次竞选后回到工作岗位时，“他再也无心赚钱了”。

这一观察恰到好处，虽是七口之家，你不会真对挣钱的重要性处之泰然。我和巴巴拉现在已有满满一家子人——乔治，杰伯，尼尔，马文，还有我们最小的多萝西。

同时，我们存了足够的钱来维持孩子们上学，而靠众议员的收人来生活。按照得克萨斯州石油大财团水平，我们不算富翁，然而，金钱已不再是我年轻时所认为的衡量成功的最后标准。年过40之后，我终于认识到还有其他重要途径来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去华盛顿当一名国会议员即朝此方向迈出的一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得击败保守的民主党人弗兰克·布里斯科。布里斯科作为地区检察官两年前以三比一之优势再次当选。与此同时，我在新的第七区以八比五之优势击败亚巴勒而搬掉该选区的选举箱。这次竞选被认为是一次势均力敌的竞选。

吉姆·艾利逊是我的来自米德兰的一个密友，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勤劳的人之一。他屈尊来为我组织竞选。哈里·特里利文没去他的国家公共关系广告社上班而编了一套宣传节目。当时几件大事是越南战争以及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里的一系列联邦开支项目。另一问题是州工作权利法。

我与竞选对手都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都保证削减联邦开支，赞成工作权利法。

在一次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角逐中，投票人的取舍则决定于哪一位候选人在国会上更能代表该地区讲话。特里利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性公共关系拥护者，他通过一张身穿衬衫、外套背在肩上的候选人照片，介绍我们将竞选重点放在“行动”这一思想上——把乔治·布什选进国会，看行动。这成了我们竞选的主题。但光是主题并不能赢得选举，除非在组织上能坚持到底。我们将“行动”这一思想运用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每天工作完毕之后，总有无数自愿来敲门和按门铃的人挤满街坊邻里。

这是一次共和党关键性的全国中期选举。理查德·尼克松代表参众两院候选人跑遍全国，为其1968年竞选总统奠定基础。他来到休斯敦为我们的竞选揭开序幕。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杰里·福特10月中旬出面为我们筹集资金。这次竞选是对共和党在民主党人1964年取得压倒多数胜利后能否复出的一次考验，因而引起全国注目。

我们能够复出而且确实复出了。

乔治·布什轻而易举击败布里斯科

共和党赢得众院40个席位

——《休斯敦邮报》，1966年11月9日

如果这次投票有令人沮丧的地方，那就是纵使在黑人选区费了很大功夫，争取黑人选票还是惨败了。这既令人不解，又叫人泄气。我的竞选对手作为地区检察官受到社区黑人领袖批评，他的竞选活动竟然针对我资助一个黑人女子垒球队而大作文章。

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共和党候选人能够打破民主党对这一地区黑人投票人的控制。作为一县的共和党主席，我已将我们党的资金存人一家黑人开的银行并在南得克萨斯州学院附近开了一个有全日工作人员的共和党办事处，该校是州里主要黑人学院之一。在竞选国会议员过程中，我谈到了这样一种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即不仅在地方黑人领袖方面而且在一位交往时间颇长的朋友比尔·德伦特方面取得突破。1948年比尔·德伦特是一位主管黑人学院联合基金会的全国领导人，我当时在耶鲁校园领导黑人学院联合基金会运动。

林肯的党既应拥有也应吸引越来越多的黑人给予支持和参加进来。这在1966年似乎很重要。在80年代依然如此。黑人作为直接选举投票人，民主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情况对他们并不是最有利，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并不是最有利。

公民权住房不受歧视法案于1968年4月提到众院，而当时全国仍受着小马丁·路德·金惨遭暗杀的创伤。这是在国会四年中我投票赞成的最有争议的法案。我的行政助手露丝·扎玛丽亚每天都向我报告邮件数。该地区的信件以压倒之势反对这一法案。在我投票赞成该法案后，邮件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恶劣。恐吓不仅冲着我而来，而且还对准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单独付诸笔端的答复不会使该区反对住房不受歧视法案的人们满意。这一问题感情色彩很浓，不得不面对面地说清楚。

投票一周后。我乘飞机回家，参加在该区西部纪念堂举行的一次集会。屋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从介绍我时场上发出的各种怪声来看，这里面也是沸沸扬扬，群情激昂。另一位发言者为会议定了调子，他预言住房不受歧视法案“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