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上有记载。这本小册子谈到皮尔斯先生是麦高尔公司总裁。

这个我知道。

麦高尔公司出版了《红宝书杂志》。

我也知道这件事。

正如书名所指的，《红宝书》是共产党的官方出版物。

这一点我原来不知道。

当时有个体重不轻的家伙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此事是关于一位赞助我竞选而我不认识的人的。罗伊·古第尔是我的一位竞选顾问，我和他当时在潘汗得尔区的一次政治性集会上正面对着一群男男女女忙乎着。我们正在发放竞选卡片：“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得克萨斯”，“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将乔治·布什送进美国参议院”。

“布什。对，我听说过你，”这家伙在我递给他一张卡片后说道，“我不能支持你。”

“很遗憾听你这么说。”我说，心想他指的是他决不会支持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当人们作出那种反应时，通常就意味着这一点。就你个人来说，我喜欢你，布什，但你所属的党派错了。

记住，那是1964年。我们正在得克萨斯州建立共和党，但进展很慢，特别在农村。然而，我作为共和党人并不是给这家伙麻烦的原因，那是比这更糟的东西。

“你的石油生意已获得了东部财团的资金，对吧？”

“获得一些，”我说。罗伊·古第尔一直拽动着我的袖子。“嗯？你指什么？每个打油井的人不是去西海岸就是去东部找投资者，这种生意就是这样。”

向我提问的人摇摇头，连听都没听我的回答。“你的一些竞选资助人怎么样了？“他提及一位有名的休斯敦律师，这位律师的捐助费或是100美元或是5oo美元。

“他怎么了”我问道。罗伊拽得更厉害了。

“他怎么了？明白吗，布什？这就是我的意思。你或者不知道或者不在意？”

“不知道或不在意什么？”我问。这时罗伊停止拽我的袖子，一把抓住我的胳臂，怂恿道，“快点，乔治，我们得继续干别的。”

“喔，这个狗养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他说着说着，慢慢撕碎了我的竞选卡并将碎片扔在我脚边。

问题是，在某些投票人的心目中，对外关系委员会只不过是共产主义—华尔街国际主义者阴谋组织的一个世界大同的工具。更糟的是，那位休斯敦律师也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工作过，这位总统在某些约翰·伯奇协会成员眼里是一个有名的共产主义分子工具。

我读到拉尔夫·亚巴勒将我描述成“伯奇协会的宠儿”的那段话时，想起落在我脚边的撕破的竞选卡。我断定拉尔夫到我家乡来并照此说时，一定会不顾一切的。我被列在伯奇协会热门的政治名单上，这在休斯敦是广为人知的。

亚巴勒的战略很明显，就是将他的竞选运动与约翰逊的联系起来并将我定为一个“极端主义分子”。约翰逊在得克萨斯州民意测验中以二比一领先于戈德华特，他竞选抱着一个宗旨：如果巴里当选为总统，他就会或者断送整个世界，或者干出一些危险的勾当，像在越南将美军卷人一场陆上战争一样。

听说我是一个约翰·伯奇协会拥护人，令人惊奇。但竞选中最深刻的教训是：发现我不是得克萨斯州人——至少从我竞选对手的观点来说不是得克萨斯州人。根据亚巴勒的说法，我是一个从康涅狄格州南下的“做投机生意的北方佬”。甚至连林登·约翰逊在该州竞选高潮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即使我觉得在奥德萨、米德兰和休斯敦生活、工作和养家16年后，我作为一个得克萨斯州人的可信性是很大的。

我能应付这一指责，即使它是出自总统之口（我从1948年就呆在得克萨斯州，毕竟比林登·约翰逊呆的时间长）。但不能对付的指责——因为那是事实——是与我的党派有关的。即使艾森豪威尔50年代在该州竞选成功过两次——我在米德兰为两次竞选活动做了基层工作——得克萨斯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主党州。当得克萨斯州人举行选举时，他们实际上贴出一个告示：公职招聘——共和党人不得申请。”

约翰·陶威尔是一位保守的大学教授，他确实作为一位共和党人参加了竞选并于1961年林登·约翰逊成为副总统后赢得了约翰逊在参议院的席位。但陶威尔是一个例外——从19世纪中期以来赢得全国性选举的唯一共和党人。6o年代早期在该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得克萨斯共和党是一个玛·贝尔业务小组——如果开一次地区共和党员会议，不会需要比一个电话亭再大的地方。

我在改变这一状况方面即帮助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两党制方面会起到一点作用的想法，在50年代早期和中期我还没有。我那些年最要紧的是建立一项产业，赚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及维持孩子们的学业。

关于我个人，我的政治观点早就形成了。我支持哈里·杜鲁门40年代后期的许多外交政策。但我不喜欢他和民主党以一种庞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方式代表的那些东西——“华盛顿知道得最清楚”的态度以及华盛顿制订的政策和规划。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我在得克萨斯州的早些年（当时我在奥德萨为钻机刷漆）一直没什么机会参与任何意识形态方面深人的讨论。

在紧接着的岁月里，特别是父亲1953年当上参议员后，政治以其他方式进入我的头脑。但那些方式叫人痛苦，30年后仍然如此。这些涉及到某种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他们相信任何东西都是用来做交易的，而不能收买的可以用威吓得到。我了解到当时石油业属于这样一类——即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时不悦的情况下称做的“无责任心的一小部分工业”。

艾克所指的是某些石油说客超越常规，忙着于1956年使国会通过反天然气限制法案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法案，因为缩小干预范围会刺激更多独立生产者去勘探天然气，这样会增加供给而最终降低价格。但我的观点是一个从事石油业的得克萨斯州人的观点，这与我父亲的观点不同，我父亲是一位代表石油消费州的参议员。他与其代表的康涅狄格州选民反对这一法案。他们以为缩小国家干预范围会意味着天然气价格更高，我认为他们错了，那只是30年前我父亲及当地人的想法。

通过幕后一番广泛的游说活动，该法案于1955年在众议院通过。1956年该法案送到参议院时，压力很大，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界试图收买选票及收买强硬的反对派参议员的指摘趋于表面化。

就在这一时期，石油界大亨们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到我的办公室。有些叫人难以捉摸的家伙问我是否能使我父亲在该法案问题上改变态度；有些笨手笨脚的家伙说我他妈的最好使我父亲回心转意。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有些打电话的人更尖酸刻薄。我的回答始终如一；我不同意我父亲的立场，但我尊重他的立场。是的，我对他说过我对这一点及其他问题的感想，但决不从自身利益出发。他已听过我的意见，但仍坚持反对该法案。

各种电话接着打到我原来的老板那儿，即在德雷塞公司的尼尔·马朗那儿。菲力浦斯石油公司的头儿k·s·（布茨）亚当斯告诉尼尔说：“如果普莱斯科特·布什不赞成这一法案，你可以别再提将德雷赛的设备卖给菲力浦斯了；还有，你可以告诉乔治·布什别提他的近海钻井生意了。”

后来有一天凌晨2时，我在家接到石油业一个更带挑逗性的说客打来的电话，他当时在替锡德·理查森做事。理查森是得克萨斯州石油大王，据说他当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是该法案的主要提议者。理查森的这一说客是从科珀斯克里斯蒂打的电话，他当时醉醺醺的，说他讨厌持观望态度。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他妈的更了解：除非我父亲在缩小国家干预问题上“改邪归正”，“这就是她写给你的全部东西，布什，因为我们要把你这蠢货撵出近海石油钻探业。”

讲这话是很有份量的，因为如果有人在美国想把某人撵出石油钻探业，那就是锡德·理查森。第二天早晨——比通常要早一点，因我接电话后没睡多久——我去上班途中顺便去汤姆·福勒家将这事告诉了他。汤姆在石油业界是个老手，他对是非曲直之判断力，我当时直到现在都很折服。他是我和巴巴拉搬到米德兰后最先结识的朋友之一。汤姆认识锡德·理查森。甚至在我还没把这事说完之前，他就向我保证说：“这不怪锡德，这要怪他那傻乎乎的说客。你只管去上班好了，乔，我来亲自拨一个电话。我们要那笨蛋生吞大乌鸦——羽毛。嘴，一切的一切，都要他吞掉。”

刚要吃午饭时，我又接到理查森的那个人打来的电话。他声音沙哑，似乎半醉不醒的，或用汤姆·福勒的话说，刚吞下了乌鸦的嘴巴。“昨晚很抱歉，乔治，”他说，“我管得太多了，忘掉我说的话吧，真是大错特错。”

绝对如此。这终究是许多错误之一。每个机构，不管是在公立部门还是在私立部门，都不得不防止那些盲目热心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管得太多”。这些人不仅会使他们为之工作的人们惹上麻烦，而且还会设法搅乱后者正力图取得成功的事情。由于拙劣的院外游说活动而使缩小国家对天然气干预范围法案获得通过，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放风说“这类工业愚蠢到叫人难以置信”，后来他在日记中将此事描述成这样一种事情。“对任何稍微注意到一点伦理道德水准的人来说”，它能使“美国政治生活成为一种阴郁而令人沮丧的经历”。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打消我参与政治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搬到得克萨斯州后，我所企望的每件事都获得了成功。我白手起家，帮助建立起一家公司。即使石油业多次起起落落，我的绝大部分投资都有收益。萨帕塔近海石油公司发展兴隆。我们拥有金融证券、温暖、密友以及舒适的家庭。我当时还年轻，只有30多岁——当时那么年轻，能寻求种种新的挑战。

得克萨斯总带有一种政治气氛，从50年代后期我就开始向密友们谈到我对公务日益增长的兴趣。他们劝我若我想严肃对待竞选公职，明智之举即皈依另一个政党。

这些都出自民主党人之口，有些还是对得克萨斯州政治颇有影响的人物，像林登·约翰逊的朋友乔治·布朗，此人是布朗—鲁特建筑公司的。如果我脱离共和党而当一名民主党员，他们提到了好几种可能性，包括在美参议院弄个席位的机会。他们说皈依民主党毫不费劲。得克萨斯州实际上有两个民主党——一边是保守民主党人，另一边为自由民主党人。我只需参加民主党系统的保守派一边。

这个争论产生了实用效果，但我当时就没看到这一点。就思想观点说，我是共和党人，所以皈依另一政党的想法对我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再说，得克萨斯州政治中正吹起阵阵怡人之风。著名的得克萨斯州人像州共和党主席比得·奥唐奈及党的著名领袖塔得·哈奇逊正试图建立全州性的共和党组织。

就得克萨斯州人来说，反对共和党人的事情要上溯到一个世纪前的南北战争及重建时期。该州只有单一的民主党。得克萨斯州人对“父辈党”的忠心在大萧条的艰难岁月里变得更为强烈。3o年代的民主党竞选纲领将失业与取消农场赎回权归咎于“胡佛共和党人”；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及民主党据说是人们当时的唯一朋友。

然而，从5o年代起，在罗斯福之后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开始出现裂痕。民主党自由派如拉尔夫·亚巴勒与保守派如阿兰·席弗斯州长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全国选举中以压倒多数两次在该州获胜。1960年约翰·肯尼迪也差一点在得克萨斯州输给了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尽管当地人林登·约翰逊投了他一票。

当时得克萨斯州特别是休斯敦和哈里斯县的政治底层发生一片骚动。尼克松在休斯敦击败肯尼迪，休斯敦成了196o年落入共和党之手的全国最大都市区。

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已变得呆钝迟缓而自鸣得意，我觉得他们已脱离群众。新一代得克萨斯州人已成长起来，年轻人对未来很感兴趣，而厌倦重建时期及赫伯特·胡佛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这些人都是些能将得克萨斯变为真正两党制州的投票者。，

1962年春天一个阳光照耀的星期六上午，罗伊·古第尔、汤姆及南希·托利、杰克·斯第尔以及其他地方共和党领导人在布赖尔道我们家里跟我聚集一堂，商谈他们在哈里斯县建立共和党的计划。

古第尔是一位年轻的独立经营石油户。他活跃于得克萨斯州共和党政界已好几年，此时头发刚开始变得灰白，政治上却已赢得老练之名，这后来使他以“银狐”之称而闻名于华盛顿。他开始说哈里斯县共和党组织正在忍受越来越大的痛苦。随着对该党的兴趣日益增长，派系也相继产生。由约翰·伯奇协会成员组成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派别威胁着要接管该党。

约翰·伯奇协会成员们对什么于国家有益有个固定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