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六个月前，找们在一次圣诞舞会上相遇，我现在不太记得起当时人们的穿着，但那特别的场合在我记忆中很突出。乐队奏着格伦·米勒的曲子，我走向从纽约州拉伊来的一位朋友杰克·沃曾克拉夫特，问他是否认得舞池对面的那位身穿红绿相间节日礼服的女孩。他说，她是巴巴拉·皮尔斯，住在拉伊，在南卡罗来纳上学。要我为你介绍一下吗？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人人都有的想法。于是他为我们介绍了，正在此时，乐队指挥决定改变舞步，从狐步换为华尔兹。因为我不会跳华尔兹，我们坐着没跳舞。几个曲子奏过去了，我们聊着天，彼此就这样结识了。

那是一次像小说里描写的那种会见。尽管那年头大多数青年男女之间是认真严肃的，但也会这样说起他们的第一次相见。3o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的青年人伴随着现代心理学家称之为增强了的意识，生活在不安之中。那是一段不安定的岁月，每天黄昏给人们带来戏剧性的电台新闻广播——爱德华·默罗发自伦敦，威廉·夏勒发自柏林——报道着一场我们所知道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战争。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巴巴拉来查珀尔希尔探访我的八个月期间，她和我已从单纯的“严肃”相处进展到彼此与对方家人相见并共度时光——这对当时的少男少女们来说是跨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在我放单飞行和接受高级飞行训练以后，我们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43年8月，她参加了布什家庭在缅因的夏日聚会，在划船和钓鱼的游览旅行中，我们秘密地订婚了。秘密得连德国和日本的高级司令部都未曾察觉。当年12月，我们公开了我们订婚的事，虽然我们知道结婚还是几年后的事。我在罗得岛查尔斯城海军航空站受训的日子逐渐临近结束。1943年秋天，我被分配到vt—5l部队，这是一支随时准备开赴太平洋执行任务的鱼雷中队。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八个月，《生活》杂志登载了一篇报道，题目叫“回到父岛列岛去”，讲的是关于对两个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军官进行审判的情况，这两名军官被控以杀害过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以及甚至更为震惊的吃了人肉的罪行。

我是在离开海军不久进人耶鲁大学作一名新生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的。它使我回忆起战时我所度过的最坏时刻。

那是1944年9月2日的一天，是我们中队vt—51从“圣哈辛托”号起飞对小笠原群岛进行集中空袭的第二天。“圣哈辛托”号是海军中将麦克米彻尔的第58特遣部队所属八条快速航空母舰之一。我在那天的飞行日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坠落海中——靠近小笠同群岛——敌人行动。

在“乘机者”一项下面是德兰奈和海军上尉怀特的名字，杰克·德兰奈是我的“格罗曼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上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机枪手。威廉·g·怀特是中队的射击技术教官，他在那天是代替我们正式的回旋机枪手利奥·纳都执行任务的。

vt—51中队装备有26架f6f“女妖式”战斗机和9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快速而机动的“女妖式”战斗机，使得天空中的敌机匿迹。“复仇者”号已赢得了这样一种声誉，即被认为是在周围地区最大最好的单引擎轰炸机，用来运载鱼雷，下滑轰炸，反潜艇巡航以及在两栖部队登陆时提供空中掩护。它带有一个三人机组——飞行员，回旋机枪手和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枪手或叫“蟹刺”，还有200o磅炸弹的有效负载能力。

那天的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一个无线电通信中心，父岛列岛是小笠原群岛中三个岛屿之一，其余两个岛是母岛列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令人难忘的太平洋岛屿硫磺岛。在头一天，德兰奈、纳都和我已经执行过一次飞行任务，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高射炮阵地。我们炸掉了一些，但还不够。在岛上深挖地下掩体的日本人仍然有强大的防空后备力量。

德兰奈、纳都和我远在国内时，当vt—51第一次归属“圣哈辛托”号时就在一起了。

我们曾在威克岛、帕芳岛、关岛和塞班岛的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也执行了许多次紧急命令，其中包括一次在海面上的迫降行动，我们都安然无恙。那次迫降是因为我们的飞机出现了漏缝，而当时飞机上运载着打算对付敌方潜艇的四个深水炸弹。你怎样把腹下带有四个500磅炸弹的一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降入水中呢？要非常小心，令人紧张得肾上腺素在体内奔流着，嘴上在祈祷，食指和中指交叉成十字。

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和沿东海岸进行的飞行训练中，我们曾学过如何测定风速和海浪高度。我得知风速约每小时15海里和海面上有相当大的风浪之后，将飞机的头部尽可能调高而不冒失速的风险。我们降落时让尾部在下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机翼滑行，一俟飞机下沉，已将救生筏充气并开始划桨。

我们觉得幸运。在数秒钟内当飞机的鱼雷因其保安设备承受不住水下的压力而爆炸时，我们甚至更觉幸运。然后，大约过了30分钟，这次迫降事故得到一个愉快的结果，即美国舰船“布朗森”号驱逐舰看见了我们的救生筏并将我们救起。

像大多数“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飞行员那样，我喜欢这种同心协力的精神和同事之间友谊和忠诚的表现，这些已经成为三人机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跟我的飞机已经形影不离的了，所以为它取了一个诨名，叫“巴巴拉”。

“复仇者”号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并不快，非官方的海军界以“低而慢”来描绘它。正如利奥·纳都曾经描述的那样，这种轰炸机“下降速度比它飞行还要快”。其巡航速度约每小时140海里，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可减速至小于每小时95海里。但是，它是坚实的，而且是平稳的，它坚实而平稳得足以即使在不良的降落中也容许飞行员有一点误差。回顾飞行训练时，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鱼雷轰炸机所给予的挑战，喜欢俯冲向下飞近水面以及开足马力飞行的激动场面。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同一架飞机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相比拟。开始时，它是那么令人可怕，但很快你就习惯了。“圣哈辛托”号是一条新型的轻量级航空母舰，在它的经过改装的巡洋舰船身上有一条很狭窄的飞行甲板。下降时要集中全力作一紧促转弯飞入船尾，然后沿着着陆航线飞行，并注视着信号军官是否摇动他的桨形信号工具，以便让你知道飞得太高或太低。你要是把飞行“姿态”变动一下，就会坠入海中或坠毁在甲板上——像我有一次看到的一架“女妖式”飞机的飞行员，他从关岛飞行返舰时，没有挂上舰上的着陆拦机索而坠毁。

我们中队在一次出击后正在进舰：首先是“复仇者”号进人，然后是那些战斗机。我已经降落了，并站在甲板上观望着，那时看到一个飞行员把他的节气阀向前紧压，试图再行升空，但失去了空速。他的飞机打了个转，直到撞到一炮位才停住。那位炮手被甩了出来，炮手的一条仍穿着鞋子的断腿就在几码远的地方颤抖着。40多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在我眼前出现。

当此不测之事发生时，中队的另两名成员在我旁边。我们都深知战斗的风险，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亲密的朋友：我第一位同房间住的同事吉姆·怀克斯有一天在执行一次例行反潜艇巡航任务中一去不复返。但我们没有人看到过死亡离我们那么近，来得那么突然。有四个水兵几秒钟前还和我们在一起，仅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中送了命。

后来，为了打破紧张局面，主管甲板上船员的海军军士长走过来，大声发令道：“咳，你们这些家伙，快给我干活去。还有些飞机在上面，它们无法在这样一团糟的地方降落。”战争似乎有它自身的一套反常的逻辑。

9月2日早晨，6点多，我在待命室接受第二天空袭父岛列岛的最后命令。命令说，第58特遣队南飞后改为由海军上将“公牛”哈尔西管辖下的第38特遣队。这一转移计划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立即进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把小笠原群岛上敌人的简易机场和通信设施炸掉的话，日期就定在当天。

无需有人来提醒我们，此行是艰难的。在头一天，我们曾飞入敌方强大的空防炮火区，并损失了一架飞机。小笠原群岛距东京600英里，是一个关键性的补给和通信中心。日本人为了拖延战斗的时间，已深挖了地下掩体。我们意识到，我们越接近敌人的老巢，遇到的抵抗也就越猛烈。

当特德·怀特走近我，要求在此次空袭中暂代回旋机枪手时，他是知道这一点的。特德是同我有私交的一个朋友。我们两家过去在家时就彼此熟悉。作为射击技术教官，他想在实地战斗条件下检验一下装备的性能。

我们预定在7点15分起飞。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你必须快一点，只要机长同意，纳都是不会介意的，我当然也同意。”

在此次飞行任务中，机长是海军少校唐·j·梅尔文，他自vt—51中队成立以来就一直领导这个中队。唐·梅尔文30岁出头，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飞行员，他知道有关海军飞机应该知道的每件事。他是一个冷静而镇定的领导者，使他中队里的青年人产生信心。战争结束之前，他已不止一次而是两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9月2日那天早晨，他明确让特德·怀特参加袭击父岛列岛的任务。利奥·纳都也应要求而作出离开的手势。

我们按计划起飞，先是轰炸机，然后是战斗机，有些是被弹射出去的，另一些则作全长度甲板起飞。在我套上降落伞背带后，我的飞机被吊到弹射器上。我开足马力，向弹射官做出手臂横胸的信号，然后被发射升空而去。

天空是晴朗的，时而飘过几块云朵，尚不能为飞行提供掩护。虽是清晨，却像太平洋的这一地区惯常的气候一样显得温暖而潮湿。飞到该岛花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们一直在12000英尺的攻击高度飞行。

我们中队的攻击计划要求分三个组，每组以三架鱼雷轰炸机组成，先以v字形飞行，随后，当我们准备俯冲时转变为梯字队形。当我们接近目标时，从其它航空母舰上飞来的一些飞机加入了我们的队形。

高射炮火是我曾飞进过的炮火中最猛烈的一次。日本人早已有准备地等待着。当我们向下俯冲时，他们的高射炮紧盯着我们射击。当vt—51中队准备好进入战斗的时侯，爆炸着的高射炮火散发出浓黑的烟雾布满了整个天空。

唐·梅尔文打头阵，一举击中一座无线电发射塔。我紧跟着，向下俯冲成35°角，这样一个攻击的角度听起来并不大，但在“复仇者”号飞机中，就仿佛觉得你是在直往地面冲。标图束在我膝上，开始俯冲时，我已经找到了标区。在我进入标区上空时，我觉得四周都是炮火的爆炸黑点。突然我感到猛烈震动了一下，就好像一个有力的拳头嘎吱嘎吱地伸进了飞机的腹部。烟雾涌人机舱，我看到了火焰微微闪动着越过机翼的折缝，正朝着油箱徐徐蔓延。我继续俯冲，寻找目标，投下我们的四个500磅炸弹，然后拉上飞机，直奔海上。一到水面上空，我就进行降落前的平飞，并告知德兰奈和怀特进行跳伞，我把飞机右舷转动一下，以使向后的气游离开靠近德兰奈座位的舱门。

直到那一时刻，除了浓烟的刺激模糊了我的视觉以外，我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当我进行跳伞时，麻烦就接踵而至。

照书本上说的，你向侧翼俯冲下去，风会马上把你从飞机上带开去。但那时出了点毛病，似乎是风在捣鬼，或者更可能是我把开伞索拉得太早，所以先是我的头部，然后是降落伞盖碰撞到飞机的尾部。这是靠得很近的一次，如果再靠近一英寸，我就早已被钩在机尾组合部件上了。而现在，那碰撞只使我的头部划破了一个深长口子，伞盖被撕破了一部分。

因为伞盖被撕裂了，我下落得很快，快得比我需要的下降速度还快。所有那漫长的应急训练在此时得到了报偿。第一条规则是关于在海上跳伞：降落后不要被裹在降落伞内。虽然我被碰撞得头昏眼花，但我仍在降落的时候本能地开始解开扣带，所以当我接触到水面时便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的降落伞背带。

我向四周看了看，寻找着德兰奈和怀特，但唯一映人眼帘的是我的降落伞在远处飘动。我的靠背座橡皮筏在这一区域中的某处，如果不是唐·梅尔文疾飞而下，然后上升，把橡皮筏的位置发了信号告诉我，我就永远也看不到它，更不用说我能够游向它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杜格·韦斯特驾着他的“复仇”号轰炸机以及我们的几架“女妖式”护航机的出现，即使我游到筏子那里，那筏子对我也没什么用处了，因为那时两条日本小艇已经离开岛向我驶来，准备捉我，是杜格和那些战斗机把日本人赶了回去的。此时我才可能迅速游向筏子，心里希望着它没有因下摔而损坏并放了气。幸运的是，筏子是充满着气的，于是我攀上了筏子。不幸的是，应急用的水箱被摔裂，这样我便没有了淡水。杜格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低飞时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