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这个个公司。他干了，干得很出色。经过一系列兼并，该公司最终成为美国橡胶公司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的父母已开始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我哥哥小普雷斯生于1922年，那时父亲在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西门子公司工作。到1924年6月12日我出生时，全家已迁往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那时父亲就在那里的美国橡胶公司工作。当那家公司将总部迁往纽约以后，我们家也终于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冶附近定居下来。

我们家经常搬来搬去，那段时间正是汽车在改变着美国19世纪旧生活方式的年代。好多年以后，当我到金斯波特进行旅行演说时，我遇到一位老太太，她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我父亲曾在那儿工作。返回华盛顿途中，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父母不曾迁往新英格兰而定居在金斯波特，我的生活会发生多大变化呢？我会移居到得克萨斯州去吗？会不会跟霍华特·巴克和比尔·布罗克一起参加到东田纳西的共和党政治生活中去呢？很可能去得克萨斯，我从18岁时起似乎就已命中注定如此。甚至当我在海军的日子里，我被派往的航空母舰“圣贾辛图”号挂的就是得克萨斯州的州旗。但我从事政治起步有点晚，因为在我长大成人时，我们的家庭与政治的关系还不多。父亲是共和党人，还曾积极为州的党组织募集基金。但当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少谈论政治。每周一次，我父亲作为会议主席参加格林威治市镇会议，与其说是在尽政治义务，还不如说是在尽公民义务。

直到1950年，在我到得克萨斯两年之后，我父亲才第一次参与政治上的角逐，他当上了美国参议院的候选人，当时他年已55岁。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他这么做的。他在企业界已有名气，现在感到有一笔债要偿还。

《新闻周刊》杂志在一篇关于参议院竞选的文章中引述了一位被称为“无情的政治作家”所描述的有关我父亲竞选的一段话：

“普雷斯有一个陈旧的观念，那就是一个人获得的利益愈大，他对公众服务所承担的义务也愈多。他相信这一概念，也讨厌它。我相信他。”

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险胜汤姆·杜威后，父亲关注两党制的前途。到195o年，共和党已在野18年。除总统位置外，民主党在这18年中控制国会达1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5年，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联合国仍然统治着美国的政治。共和党面临永远处于少数地位的威胁。

那时，共和党大致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划分的线分裂着。一边是老孤立主义者，他们在战后年代总的说来反对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的观念。另一边是这么一些共和党人，他们支持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并且相信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必须对全球事务起积极作用。

父亲赞成北约。他站在人们在1952年所熟知的党内艾森豪威尔派一边。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共产党在东欧和亚洲的入侵——这个问题在1950年6月美国和盟国军队派去阻止北朝鲜接管南朝鲜时就看得更清楚了。

我父亲在195o年康涅狄格州的竞选中，显示出他适合于发展成为一个能代替民主党的新政和公平政策的高层共和党人。当时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参议员是威廉·本顿。父亲在862000张选票中仅以1000票之差落选——这对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来说，显示了他强大的力量。两年后，当高级民主党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去世时，父亲被提名去参加一次特别选举的竞选，以便填补这个任期未满的位置。那时巴巴拉和我专程从得克萨斯赶去为他助威。他终于击败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取得了参议院的席位，并在1956年击败托马斯·多德再次当选。多德和里比科夫一样后来也进入参议院。我父亲在参议院服务整整10年。他于1962年退休——正是那年我在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开始了我自己的政治生涯。

对于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长大起来的布什家五个孩子特别是两个大孩子小普雷斯和我来说，我父亲对我们在如何观察世界的方法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有位作家曾经描述我父亲对我的生活有着“唯一最大的影响”，他的话只是部分正确。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和榜样作用。父亲教导我们如何去履行职责和进行服务，母亲则教导我们如何对待个人生活和处理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像父亲（以及我外祖父）一样，母亲是一级运动员。她身材并不高大，但她能与任何人比赛网球、篮球和垒球——因此，我不记得母亲在哪次竞走中没得到第一。即使在她10多岁的儿子们长得高过她的时候，只要我们自以为是太过份了，她就能让我们收敛收敛。

50年以后，母亲对任何来自她的孩子那里听起来像是“自吹自擂”的言谈，仍然是那样警觉。她在读完一段关于我竞选演说的新闻报道后对我说：“乔治，你对自己说得太多了。”我指出，作为一个候选人，选民期望我告诉他们关于我是否够资格当选的一些情况。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勉强作了让步，她说：“好啦，这我懂，但是你要努力克制自己。”

甚至在我当了副总统以后，有一次总统在电视上发表国情咨文时，我也在场，当时母亲就打电话给我，要我端庄一些。她说，我在里根总统演讲时阅读东西，这对我来说看起来不大得体。当我向她解释说，为了跟上总统的讲话，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和我事先得到了讲稿的副本。她并没被说服，仍说：“我真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什么必要。你只要注意听，就会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了。”

有时，母亲对我作为副总统的行为举止向我提出更为细致的建议。有一次，她打电话对我说：“乔治，我注意到里根总统对南希多么体贴，我还从未看到过他先于南希下飞机或者走路时走在她的前面，他是如此体贴人！”我记住了她的教诲。

像我父亲一样，母亲对孩子们的批评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是我们的最大支持者，我们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来支持我们。他们信奉一种抚育家中孩子的老办法——有足够的爱护，也有严厉的纪律。宗教教育也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晨，当我们围着桌子吃早餐的时候，母亲或是父亲就给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家是圣公会成员，所以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去格林威治的基督教堂做礼拜。

我们是个亲密、快乐的家庭。感到最为亲密、最为快乐的时刻是在每年的夏天，到那时我们五个孩子，还有两条狗，挤进一辆面包车，由母亲开着车去缅因州肯尼班克港的沃克角。沃克角是为纪念我外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和他的父亲大卫而命名的，他们两人合伙把它买来作为假日的家庭别墅。

外祖父沃克先生生在圣路易斯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以17世纪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的名字命名。他是中西部的商人，是比我在俄亥俄的祖父山姆·布什更富有自由精神的企业家。他攻读法律以后，就跟他父亲一起经营自家的企业爱丽·沃克公司，这公司后来成为密西西比西部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公司。过了一些时候，他的自由精神使得他开始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g·h·沃克公司。

他是一位体育家，同时又是运动员。他年轻时就进行艰苦的体育活动，成为密苏里的业余重量级拳击冠军。晚年时，他爱玩高尔夫球。他不仅高尔夫球打得好（让六到七分），而且是国际高尔夫球规则委员会成员，并且从1921年至1923年担任美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

外祖父沃克在圣路易斯的一位最为亲密的朋友德怀特·戴维斯创立了业余网球锦标赛——戴维斯杯。他提议为高尔夫球创立一个类似的国际业余比赛。1923年，外祖父采纳了这个建议，创立了沃克杯，这一奖金迄今每年授予同英国最佳业余高尔夫球手竞赛的美国最佳业余球手。

这就是我以其名字命名的外祖父。但我的命名也不是没有周折的。我母亲下不了决心用外祖父的哪一个名字给我命名，起先倾向于用乔治·沃克，后来想用赫伯特·沃克。到了要洗礼的时候，她终于决定不去选定哪一个名字，索性给我取名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几年以后，我父亲对我的名字又有新的想法。母亲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的：有一天，父亲拖住妈妈到一边说，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外祖父沃克的那些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们叫他“波普”，并开始叫我“小波普”和“波皮”。父亲说，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名字无关紧要。如果作为一个绰号跟着我一生，那可不行。

父亲经常作正确的预言，但这次他错了。一直到我在海军或去得克萨斯时，“波皮”这个名字都不曾跟随过我，现在也没有人用它称呼我，除了它偶尔成为“都丽斯伯瑞”漫画中的人物，这是因为我当了副总统的缘故。

对布什家庭中的年轻成员来说，夏天的缅因是可能碰到奇遇的一切地方中最好的一处。我们为了寻找海星和海胆得消磨许多时间，这时那些棕色的螃蟹围着我们的脚边爬来爬去。那儿有奇妙的潮水潮汐涨落；有令人感到冷爽的空气散发着咸盐的气味；晚上海浪拍打海滩，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暴风雨会突然席卷布满岩石的海岸线，创造出自然界的奇景。

还有，我们爬上外祖父的“汤姆孩童”号龙虾船出海冒险去钓鱼，试试我们的运气如何。那时候，好斗的青鱼还不曾来到缅因海岸，而我们的目标只是希望拽回捕获的小鲭和绿鳕。外祖父相信用简便的方法能钓到鱼。只需要一根普通的绿色钓鱼线，绕在木板上，拿一块从旧衬衣或手帕上弄来的布条作诱饵就可以了。

这不是什么幻想，我们也不需要幻想，如果鲭鱼快游时，什么东西它们都会咬的，那大个儿的——对当时的普雷斯和我来说算是大的，有一磅半或两磅重吧——会猛烈撞击，还会进行一场相当艰难的战斗。大家提着自己捉到的鱼——特别是漂亮的绿鱼——走到一起，然后并排坐下来吃着冰淇淋，一直呆到很晚，完全是为了夏日的消遣。

正是外祖父沃克，他首先教我们怎样驾船和泊岸。在普雷斯11岁和我9岁时，我们得到许可由我们自己驾驶“汤姆孩童”号去大西洋了。

普雷斯和我都还记得那第一次海上历险的情景，我们兴奋地靠自己做着我们曾经看到外祖父所做过的事，兴奋地实践着外祖父曾经教过我们怎样应付急流、海浪和潮涌。

我长大以后学会了操纵艇外推进机和汽艇，而且能驾驶汽艇高速度地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穿行。驾船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本能。我喜欢驾驶着马力大的机器，喜爱开足马力在惊涛骇浪中搏斗的那种真实感受。海浪涌来，使船尾高高抬起，而令船头下落，来回起伏，气势澎湃。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那时我应该到哪一个部队去服役已经毫无问题。我当时立刻想到要去海军航空部队。因为大学要到第二年秋天才招生，所以不得不等等。我真想立即应募入伍，越快越好。

六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安多弗菲利普斯专科学校的毕业文凭。陆军作战部长亨利·斯廷森从华盛顿来到学校发表毕业典礼演讲。他告诉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战争会是长期的，尽管美国需要战斗人员，但我们在参军前接受更多教育，将来会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典礼结束后，在演讲大厅一个挤满了人的过道里，父亲提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我的未来计划的问题。父亲是一位仪表堂堂的人，身高6英尺4英寸，有着一双深陷的蓝灰色眼睛和有回声的音调。

他说，“乔治，部长有没有说些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

我回答说:“没有，先生，我还是要去参军。”

父亲点点头并握握我的手。

在我18岁生日那大，我到波士顿宣誓进人海军，当一名二等水兵。此后不久，我乘上一列铁路客车南去，到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海军的飞行前训练。

我人伍学飞行，像学弹钢琴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弹《蓝色狂想曲》一样，在我抵达查珀尔希尔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戴上皮头盔和防护镜。由于缺乏飞行员，海军将飞行员训练课程缩短10个月，但飞行训练不存在捷径。几个月后我才终于爬进了海军二中队的一架n－2s教练机——海军的“黄祸”号，一架两个座舱敞开式的飞机。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我的教练以为我仍然是个毛孩子，将这么一件昂贵的海军设备让我使用很不放心。

翻阅剪报簿上当时所拍的照片之后，我不好责备教练了。我是比其他受训的人年轻——在我放单飞时，我是海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员。更糟的是，我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还轻，这一点已足够使我心中明白了。当巴巴拉来访时——她是在去南卡罗来纳上学的路上经过这里的——我甚至让她把自己说大一点，要她把自己的年龄说大几个月，告诉任何问她的人，说她是18岁，而不是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