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头部在流血，就投下一个药包。我拿到了药包并在头部敷抹了点红药水。

然后，我检查了我的0.38口径手枪，看它是否仍可正常使用。手枪是完好无损的，它对我会大有用处。但现在我宁愿将它和50多个像它一样的东西卖掉去换一把小小的桨。风又在捣鬼了。我的中队已返航而去，把我一个人留在筏上。我正慢慢地向着父岛列岛飘去。

德兰奈和怀特在哪里？地平线上看不到其它黄色筏子的影子，只有万里无云蔚蓝色的晴空和涌向海岸的起伏的绿色海浪。我用手使劲地划水，但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我的头仍疼，我的臂被一只发怒的僧帽水母蜇得疼痛难忍。麻烦的是我沿途吞了几品托咸水，那意味着我不得不偶尔停止划桨而靠在一边。

我仍然活着，并有活下去的机会。问题是我的机组成员是否都还活着。在我发命令让他们跳伞以后，他们谁也没有什么反应。在我与海浪搏斗的时候，我记起了另外一些事：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第58特遣队正在拉出这一地区去与哈尔西的舰队会合。唐·梅尔文或许已经用无线电将我的位置告诉了这一地区的友好舰船，但现实地说，如果那天什么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的话，我的好运可能就此与我无缘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仍没有来自岛上的任何行动迹象，日本人没有朝我这边来，但也没有什么别的朝我而来。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我的祈祷灵验了。从地平线上出现的倒并不是一条大轮船的影子，而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仅仅在离我100码远的地方。小黑点慢慢变得大些了。先是一个潜望镜，然后是驾驶指挥塔，最后是一艘潜艇的船身从水底下浮了出来。

它是敌人的潜艇还是我们自己的呢？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找到答案。一个长着胡子的大个子站在驾驶指挥塔的天桥上，手中拿着一样黑色金属的东西。当潜艇逐渐靠近时，才看清楚这样东西是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

来营救我的舰船是美国“长须鲸”号。摄影爱好者原来是海军少尉比尔·爱德华，他站在那里拍电影。这时，潜艇继续开到水面上来，并有六个水兵匆匆跑到前甲板上。有一个人说：“欢迎上船，”他把我拖出了上下颠动的筏子，“让我们下舱去，艇长说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用那发抖的大腿爬下驾驶指挥塔，进人“长须鲸”号的底舱。舱口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警报器响了，艇长发出艇下沉的命令。

在狭长的军官用餐室里，另外三名海军飞行员又一次欢迎我登艇。他们也是在此之前不久才被“长须鲸”号营救上来的。我默默地为我的生命得救而感谢上帝，并为我的机组成员的安全作了一次默祷。后来我才知道，杰克·德兰亲和特德·怀特两人谁也没有活下来。一个是与飞机一起坠落，另一个则是虽然跳了伞，但降落伞没有打开。

作为vt—51机组的一个成员，我是随着驾机飞行而产生的自由自在情感成长起来的。我是自己小组的一员，但和“长须鲸”号的官兵们生活在一起，我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协作关系和危险处境。

无论在艇上的飞行员们原来是怎么想的，“长须鲸”号并不是一艘营救船只，而是一艘巡航战斗舰。尽管我们多么想回到自己的中队去，但在这艘潜艇结束其战时巡航而在中途岛靠港以前，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

在潜艇上等待的时光里，人们会想得很多，也会令人们从战争内部向外观察一切。在这一场空袭中，与其说我们是攻击的一方，倒不如说是被击的一方更合适些。人们谈论着战斗飞行的风险，但在飞机中，你能以炮火还击，并能耍弄些花招，而在潜艇上，你就只能在炮火下躲在金属管一样的机舱里，呼吸着不流通的空气和汗气。

“长须鲸”号在那次巡航中击沉了足够的敌舰吨位，使其艇长海军中校r·r·威廉斯获得了银星勋章。他和艇上的全体人员是受之无愧的。舰艇奔驰在水面时，我们遭到一架日本内尔轰炸机的袭击。在水下时，我们又遇上了深水爆炸，潜艇震动了一下，被救上来的飞行员们对艇上的人员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们却安慰我们说：“离我们还远呢。”

事实上离得够近的了。为了嘉奖我在父岛列岛上所完成的任务，海军授予我一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不过在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匆匆过去了，而在潜艇中所经受的深水爆炸，即便是十分钟，也仿佛是永恒的。

但我在“长须鲸”号艇上度过的一个月时间里，也有令人难忘的时刻。那里有人情味的环境；这使我与人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也使我有机会回顾在父岛列岛上所遭到的重大掼失。我在获救六天后写过一封后来才寄给我双亲的信，信中描绘了我当时的感情。

我说，“我试图尽可能不去想它，然而，我却不能把对那两位飞行员的怀念从脑海中抹掉。唉！我倒是挺好的。我要再度飞行，不会被它吓倒，但我清楚我不可能摆脱掉我对这件事的回忆，并且我也不相信我会完全摆脱掉这种回忆。”

随后，当“长须鲸”号浮出水面给电瓶充电时，从午夜到凌晨4点值班期间，我站在驾驶指挥塔上了望四周。这是我最好的时刻。那潜艇像一只海豚一样移动着，水拍打着它的船首，海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颜色。先是乌黑发亮的，接着是闪光的白色，它使我想起家，想起我们全家在缅因州度假的日子。夜间晴空万里，明亮得令你感到似乎可以摸得着。这样的夜景真令人陶醉，多么平和，多么宁静，多么美妙，真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依然不理解战争的逻辑——为什么有些人活下来，而另一些人还在壮年时期就死去了。但是，在“长须鲸”号的那个月，给了我时间去反思，深人地解剖自己并寻找答案。随着年龄的增长试图追忆那些曾使你成为现在的你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所寻找的成长标志就是那些领悟甚至觉醒的特殊时刻。我记得在美国舰船“长须鲸”号上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也许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我重新回到“圣哈辛托”号和vt一51中队是在被击落整整八个星期以后。我及时参加了攻击敌人在菲律宾的阵地及其运输船只的行动。1944年10月，美军已在菲律宾的莱特省登陆，我们中队已在马尼拉湾和吕宋地区采取了行动。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从塞班岛起飞的100多架b—29型飞机轰炸了东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战争已在全面铺开。像一条绞索紧紧地绕住了日本本土列岛。

12月，vt—51中队由一个新的中队来换防。而我在飞行了58次战斗任务后，受命回家一趟。再没有一个比这还完美的亲人重逢场面。我是在圣诞之夜抵家的。在充满节日的气氛中，有激动的眼泪，有爽朗的笑声，有亲密的拥抱，有无限的欢乐，还有家庭的爱和温暖。

两个星期后，即1945年1月6日，巴巴拉和我在她的家乡纽约州拉伊的长老会第一教堂内结了婚，来自vt—51中队的一位密友米尔特·穆尔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往vt—153，这是一个准备进攻日本的海军鱼雷轰炸机中队。在太平洋一年半的战斗中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我，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浴血奋战的战争。日本的战争头头们并不因为东京遭受大规模的空袭而惊慌失措。他们似乎不考虑人类生活中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决心作全民性的自杀。

若干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杜鲁门总统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我就怀疑这些批评者是否还记得那些日子，是否曾真正考虑到不这样做的后果：双方会有数百万战斗人员战死，或许还会有千百万日本平民被杀害。哈里·杜鲁门的决定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有远见的。他为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避免了一场令人难以想像的大屠杀。

8月中旬的一天，当总统宣布日本人已提出求和的时候，我正驻扎在弗吉尼亚大洋海军航空站。巴巴拉和我那时住在弗吉尼亚海滩。总统的通告是在下午7时发布的。几分钟内，我们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水兵、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及家人，一直庆祝到深夜，我俩也参加了。回家前，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那里挤满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正在作感恩祈祷并悼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四年之后，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们仍然还年轻，新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前面，世界获得了和平，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耶鲁队安全打是大胜主因

耶鲁棒球队在弗兰克·奎因和沃尔特·格兰惠姆令人印象深刻的投球以后能够后补几个精彩的垒安全打，这是今年春季连赢六场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耶鲁击球领头是鲍勃·詹姆斯，一个二年级学生的外场手……他目前的击球率为0.452。而另外三名正选选手的平均击球率优于令人羡慕的水平0.30o。

已经初露锋芒的乔治·布什是一位漂亮的垒手，击出0.167的水平，但他已发展成一位打远球的击球手，使对方的外场手们疲于奔跑……

《纽黑文记实晚报》

1946年春

是什么使我来到得克萨斯州

说真话吗？但愿我早该作出这样的回答：“一个有油水的职业性棒球的合同”——这类合同是我的队友弗兰克·奎因在他学完耶鲁课程后从红索克斯队那里拿到的（在那些日子里所谓“油水”是指5万美元以上的报酬；如果弗兰克今天仍处于青春年华，他会每季赚10o万美元)。

弗兰克是一位出众的大学球手，他帮助我们球队在1947和1948接连两年取得了东部地区大学校际比赛的冠军称号。我是在1948年当上棒球队队长的，当时人们称我为“一个优秀的一垒手”，我是很高兴的。但当击球时，我被严格地排到击球次序的后一半队员中。“守得好，击不中”，人们在那段时间里对我这种球手作如此的描述，至少我在耶鲁开始打棒球时是这样。但我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待我上四年级时，人们对我有了一个较好的描述，说“守得好，击得妙”。

有一次，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举行的一场球赛中，球打得特别激烈——我想我是五次得4分，还有两次多垒安全打——当我打完离开球场时，一些搜罗人才的球探靠近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职业选手的试探。

然而，在如何改进我的击球技术方面，我确实得到许多忠各，这些忠告不仅来自耶鲁的教练伊桑·艾伦，还来自球场管理主任莫里斯·格林伯格。在第一季度里，莫里斯有几次在击球手区对我进行观察，然后来到巴巴拉和我在查佩尔街住的公寓，并由门下塞进一张条子。“亲爱的先生，”信是这样开头的。他接着写道：

从本季度一开始看了你打球后，我确信，你没有更多击中球的原因是你并未真正猛击球。我相信，如果你在挥动球棒时，加大些力量，你会提高击球平均率达100%。我注意到你在本垒区并不追逐任何坏球，然而，利用你的好眼力，我建议你可试验一下上述意见。

你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

我读了这封信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给莫里斯并感谢他送来条子；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觉得他也许是针对某些事情而说的。我早已对击球技术诸如如何准确击中、拉棒击球、安全打至对方场地等有浓厚的兴趣。我当时是采用防御式的挥击。三击出局的次数不多，但也有，或者在一垒就出局。道理是同样的：没有风险，没有得分。所以我决定听取莫里斯的忠告，准备花更多的练习时间去击球。那并未能使我得到一个职业选手的合同，但确实在我打最后一场球时，我的平均击球率达到了令人羡慕的0.28水平。

那是1948年6月我从海军复员归来并进入耶鲁的两年半之后，在密执安州卡拉马祖举行的大学世界联赛决赛的日子里。像40年代后期其他结了婚的老兵一样，我是用快速办法得到学位以弥补失去的时间。那时的大学已有点不一样，不是弗兰克·梅里威尔所说的那种战前的校园生活了。

由于某种原因，巴巴拉、小乔治（生于1946年7月）和我搬到校园外去住了，住在一栋破旧的老房于里，它被分成一些小的公寓套间，确切地说共分成13套小公寓。战后住房的短缺现象并不严重，但是另外还有12家老兵家庭和我们共住这幢房子，除了比尔和萨莉·里德尔有一对双生子外，其他每家只有一个小孩，总共4o人。

但是，这座山居路37号寓所在面积方面所欠缺的已由其它方面补上了。但你住在一幢有4o人的房子里，大家一天24小时在一起，你要么设法互相喜欢，要么就搬家。我们在山居路37号同一些人结成了亲密和永久的友谊，并且纽黑文的这个住址是无与伦比的，它就在耶鲁大学校长查尔斯·西摩的隔壁。

在校园中，只是有一点政治行动主义的踪迹，低我两年级的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