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江州，梧桐叶由金转褐，在一场夜雨过后，灯塔书店门前的小路铺满了湿漉漉的落叶。柳倩清晨开门时，特意没有清扫那些叶子——沙沙的踩叶声，总让她觉得有种踏实的秋意。

日子在忙碌里前行。“归途”的案子越来越多，从最初的成年人失踪，渐渐扩展到离家出走的青少年、走失的老年人，甚至还有几个被拐卖妇女的求助。柳倩的时间被分割成碎片：上午整理新案卷，下午联系各地志愿者，晚上还要回复求助者的邮件。郝铁负责技术维护和数据分析，林薇则专注于家属心理支持体系的建立。

距离省厅协调会还有三天，柳倩正在书房整理汇报材料，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深圳的陌生号码。

“您好，是‘归途’的柳女士吗？”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男声，带着南方口音，“我是深圳志愿者团队的张明，您上周发来的李文博的案子，我们有些发现。”

柳倩立即放下手中的文件：“请说。”

“我们走访了李文博曾经工作的互联网公司，找到了一位他以前的同事。这位同事说，李文博离职前两个月状态很不好，经常加班到凌晨，有一次在办公室晕倒，被送去医院。后来他回公司收拾东西时，这位同事注意到他手上有一家心理咨询中心的名片。”

柳倩迅速记录：“哪家心理中心？”

“‘心语心理咨询’，在福田区。我们已经去过了，但中心以保护客户隐私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不过，”张明顿了顿，“我们在中心附近蹲守了两天，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李文博的母亲陈素珍曾经描述，她儿子左手腕上有个胎记，像片小树叶。昨天，我们在中心外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左手腕上就有这样的胎记，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那个人坐在轮椅上，由一个护工推着，戴着帽子和口罩，看不清脸。我们跟踪了一段，但他们在一个人流密集的地铁站消失了。”

柳倩的心一沉。轮椅？三年杳无音信，如果儿子真的残疾了，为什么不联系母亲？是自尊心作祟，还是另有隐情？

“有照片吗？”

“很模糊，地铁站光线不好，但我们已经发到您邮箱了。另外，我们查了‘心语心理咨询’的背景，发现它并不简单——表面是心理咨询，实际可能涉及一些精神类药物的违规使用，甚至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深圳警方去年接到过相关投诉，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立案。”

柳倩感到一阵寒意。如果李文博真的被困在那样的地方，这三年的失踪就有了合理解释。

“继续调查，但一定注意安全，不要打草惊蛇。我这边会通过警方渠道核实情况，有消息随时联系。”

挂断电话，柳倩靠在椅背上，深吸一口气。每个案子背后，都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黑暗。但“归途”存在的意义，不正是照亮这些黑暗角落吗？

她将情况告诉郝铁，两人决定在协调会上提出这个案子，争取省厅支持，协调深圳警方介入调查。

周一早晨，省公安厅大楼庄严肃穆。柳倩、郝铁和林薇在会议室坐定时，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除了李国栋，还有省厅刑侦总队副队长、失踪人口调查科科长，以及几位柳倩不认识的警官。

“这位是王副厅长，主管刑侦工作。”李国栋介绍一位五十多岁、面容严肃的警官。

王副厅长与三人一一握手，目光在柳倩脸上停留片刻：“我看过关于你们的报道，很佩服。民间力量能做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会议开始，郝铁先汇报“归途”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建立失踪者数据库一千三百余条，志愿者团队两百余人，找回失踪者四十三人，协助警方破案五起。数据详实，案例具体，几位警官边听边记录。

柳倩接着发言，她重点讲了“归途”模式的创新之处：民间组织的灵活性、志愿者的热情、跨地区协作网络，以及特别强调的家属心理支持体系。林薇补充了心理支持的具体做法，如何帮助家属走出焦虑、绝望，如何建立理性寻亲策略。

“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王副厅长点头，“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只是为了总结经验，更是要探讨如何将这种模式制度化、规范化。省厅计划建立一个‘成年失踪者协查平台’，整合警方、民政、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形成合力。”

失踪人口调查科科长接着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成年人失踪立案门槛高，警方资源有限，很多案子就这样被搁置了。但民间组织有热情、有精力，缺的是权威性和信息渠道。如果能够合作，警方提供信息支持和技术指导，民间组织负责具体寻访和家属联络，效率会大大提高。”

“我们愿意合作。”柳倩明确表态，“但希望保持‘归途’的独立性。志愿者参与是因为纯粹的热情，如果变成官方机构的一部分，可能会失去这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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