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忙碌与平静中交替前行。转眼又是一年深秋，江州的梧桐树叶金黄，铺满了灯塔书店门前的小路。

柳倩整理完新到的书籍，正要上楼查看郝铁是否需要帮忙，书店的风铃响了。一个约莫五十岁的女人怯生生地走进来，手中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期盼。

“请问……这里是‘归途’吗？我想找我的儿子……”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柳倩放下手中的书目册，脸上露出温和而专业的微笑：“是的，这里是。您请坐，慢慢说。”

她引导女人在靠窗的阅读区坐下，倒了杯温水。女人接过水杯的手微微颤抖，水面上漾开细小的涟漪。

“我叫陈素珍，我儿子……叫李文博，今年应该二十六岁了。”陈素珍从怀里掏出那张被摩挲得边角发白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推过来，“他三年前离家去深圳打工，刚开始还每个月往家里打电话，后来……后来就没了消息。”

柳倩接过照片。那是个阳光帅气的年轻人，站在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照片背面写着日期和一行小字：“妈，我在深圳挺好的，别担心。”

“您报过警吗？”柳倩轻声问。

“报了，可是警察说，他是成年人，自己离家外出打工，不接电话不联系，这构不成失踪案件。”陈素珍的声音哽咽了，“他们说可能是自己不想联系家里，或者换了工作换了号码。可我知道，文博不是那样的孩子，他孝顺，每隔一周一定会给我打电话。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夜，一点消息都没有……”

柳倩的心被揪紧了。这种故事她听过太多，成年人失踪往往被忽视，可对家人来说，那是一个人凭空消失的噩梦。她注意到陈素珍的穿着虽然整洁，但衣服已洗得发白，鞋子上有修补的痕迹。

“陈阿姨，您把详细情况跟我说说，我们‘归途’会尽力帮忙。”柳倩拿出记录本和录音笔——在征得同意后，她们会记录下每个寻亲者的叙述，既是留存资料，也方便分析线索。

陈素珍抹了抹眼泪，开始讲述。她的儿子李文博，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在老家小公司干了两年，觉得发展有限，便和几个同学结伴去深圳闯荡。头一年，他经常往家里打电话，说在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虽然辛苦但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还寄钱回家，让母亲把老房子修一修。

“第二年春节他没回家，说公司项目紧，加班费高。我想着孩子要强，就没勉强。”陈素珍的眼泪又流下来，“可从那以后，电话越来越少，从一周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后来就彻底断了。我打过去，号码是空号。我问了他那些一起去的同学，他们说文博半年前就辞职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柳倩记录着关键信息：深圳、程序员、三年前、最后联系地点、可能离职时间、同学联系方式……

“您去过深圳找他吗？”

“去了，把攒的钱都花光了。”陈素珍的声音更加苦涩，“我按他以前说的地址找过去，那家公司说他早就离职了。我在深圳待了两个月，发传单，贴寻人启事，去派出所，去救助站……没有，哪里都没有。钱花光了，我只能回来。回来后，我白天在超市理货，晚上睡不着，就想着我儿子到底在哪，是不是还活着……”

女人的肩膀颤抖起来，压抑的哭声在安静的书店里格外清晰。柳倩握住她粗糙的手，那双手上布满老茧和细小的伤口。

“陈阿姨，您别灰心。三年的时间确实不短，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柳倩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我们‘归途’成立后，找回的失踪者中，时间最长的有七年。只要不放弃，就还有希望。”

“真的吗？”陈素珍抬起头，眼中闪过微弱的光。

“真的。”柳倩点头，“您把资料留在这里，我们的志愿者会进行信息整理和核实，建立档案。同时，我们会联系深圳的合作机构，在当地发布寻人信息。如果有任何线索，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那……那要多少钱？”陈素珍不安地问，“我听说有些寻人公司收费很高，我可能……”

柳倩轻轻拍了拍她的手：“陈阿姨，‘归途’是公益组织，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志愿者也是无偿奉献。您放心。”

陈素珍愣了几秒，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谢谢，谢谢你们！我给你磕头……”

“阿姨，快起来，这可使不得！”柳倩慌忙扶起她，自己的眼眶也湿了。她深知这种绝望中的希望有多珍贵，也明白那一声“谢谢”背后是一个母亲一千多个日夜的煎熬。

送走陈素珍后，柳倩拿着资料上二楼。郝铁正在电脑前工作，屏幕上显示着“归途”网站的后台界面。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网站已经初具规模，失踪者数据库收录了超过一千三百条信息，志愿者团队扩大到两百余人，在全国七个城市设有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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