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喜欢把土兵仅仅看作一种驯服的工具，熟练地用好他们就足够了，从某些方面说，这一点倒也干真万确。然而，这些士兵需要看到，至少一部分舆论在支持着他们；他们会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被舆论赋予生气；舆论就像音乐一样，这种乐声将陪伴着他们向敌人进军。没有人特别注意它，但所有的人都将受到它的激励和鼓舞。多亏了普鲁士的公益精神——就像它的军团一样——胖特烈大帝才赶走了欧洲联盟。这位君主始终允许思想天赋的独立发展，从这种独立中才产生出了公益精神。在七年战争期间他屡屡受挫；他的首都被占领，他的军队被解散，但是他向自己的人民、人民也向他传达着一种乐观精神。他的臣民的愿望影响着他的保卫者，它们形成了一种温暖人心的舆论环境支持着那些保卫者，使他们深受鼓舞，力量备增。[2]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很清楚，某些作者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个笑柄。他们极力希望统治人类不应当用什么道德感；他们运用自己具有的天赋，是为了证明这些天赋的无用和无能。他们只用几个十分简单的要素来构筑社会形态：用来欺骗人们的偏见，用来恐吓人们的刑具，用来腐蚀人们的贪婪，用来羞辱人们的轻浮，用来操纵人们的专横权力，以及必然能使这种权力更为机敏的实用知识和精密科学。我无法相信，辛勤努力了四千年，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思想乃万事之本：工业，兵法，以及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需要运用思想。它是它们进步的原因，通过对这种进步的分析，它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如果专横权力试图束缚它，道德观念就会不再健康，[3]实用知识就会不再精确，科学发展就会不再活跃，兵法就会不再进步，工业也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而繁荣。

人类生活最高尚的部分如果受到攻击，很快就会感觉到这种毒害作用逐渐向最遥远的地方蔓延。你以为你只是剥夺了它某些多余的自由，或者删除了某些无用的虚饰，实际上你那有毒的武器正好戳到了它的心脏。

我知道，我们经常听到一种人类精神不断循环的说法。据说，无可逃避的命运会使它启蒙之后再复愚昧，文明之后再度野蛮。对于这种规律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周期的交替之间总会悄悄地挤进专制政治，所以，不谴责它在这次革命中扮演的某种角色是困难的。

各民族历史变迁的真正原因是，人类的思想不可能保持静止不动。如果你不阻挠它，它就会前进；如果你阻挠它，它就会倒退；如果你使它失去信心，它将不再为任何目标进行不知疲倦的操劳。几乎可以说，人类的思想看到自己被排挤出适得其所的地方而感到愤慨，它要通过一次高贵的制裁，为它所蒙受的耻辱复仇。

任何权力都没有力量根据自己的方便或一时的奇想，让一个民族安静或激动起来。生活不是一个人能够随意拿走，然后又随意送回的东西。

即便政府希望以自身的能动性替代被禁锢的舆论的天然能动性，但这就像在受围困的堡垒中，被拴住的骏马只能在立柱间蹬蹄子一样，这对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首先，维持一种完全人为的能动性，代价极大。当人人都处于自由状态时，每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地去做、去说、去写。但是当大多数国民成为被迫保持沉默的旁观者时，为了诱使这些旁观者鼓掌欢呼，或者只是简单地观望，指挥演出的人必须依靠戏剧性情节和场景的转换来刺激他们的好奇心。

同时，这种人为的煽动比现实更煞有介事。一切都在运动，但只是迫于命令和威胁；一切都不顺畅，因为没有什么是自发的。人们对政府不是追随，而是服从。所有的车轮遇到最微小的阻碍都会停止转动。这就像下棋一样：权力之手伸向棋子，没有一粒棋子会进行反抗；但是如果那条胳臂停止挥舞，所有的棋子都会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最后，如果一个民族死气沉沉，那么无论政府有什么作为，都不会得到舆论的响应。它不能使国民保持清醒，只好与国民一起进入梦乡。因而，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中，一切都无声无息，一切都在沉沦，一切都在退化和堕落。这样一个帝国早晚会出现埃及平原上的景象，在那里，人们会看到巨大的金字塔静立于贫瘠的地面，统治着寂静的沙漠。我们这里所提示的演变决不是凭空猜测，它是历史。它是希腊帝国的历史，是它的继承者罗马帝国的历史，后者获得了前者的大部分力量及其所有的文明成果，专横权力则从中获得了最有利于它巩固自身的一切条件，不过它还是走向了衰亡，因为所有形式的专横权力必定会走向衰亡。如果专制政治坚持那种导致万马齐喑的压迫——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掩盖在对外胜利的虚假辉煌之下——，那么这历史就会成为法国的历史，成为这个依靠天性和机遇获得特权的国家的历史。[4]

我们还应想到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专横权力粗暴对待思想，就会堵塞自己获得天才的最佳途径；但是它无法阻止天才的诞生，他们的才智一定会找到用武之地。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将会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人会忠于自己的天职，对权力发起攻击；另一部分人则会陷入自私自利，他们将运用自己超群的秉赋去积累所有可能的享乐手段，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惟一酬报。因此，专制政治[5]将会把这些出类拔萃的智力分成两类：前者具有煽动性，后者具有腐蚀性，只要落下无法摆脱的罪名，两者都将受到惩罚。如果它们的抱负能为自己高贵的希望和努力找到自由的空间，那么，前者仍将是和平的，后者仍将是正直的。只有在被赶出他们有权追求的比较自然的道路时，它们才会走上罪恶的道路。我说它们有权，是因为体面、声望、荣誉属于人类，没有人能够拿出正当理由剥夺他们的体面、声望和荣誉，或剥夺使人类不同凡响的一切，使他们的生命枯萎凋零。

大自然让人类把报答置之度外，在他心中燃起难以言状的荣誉感，这真是一个好主意。这种荣誉感以希望为动力，是所有伟大行为的源泉，它可以抵制一切罪恶，它使人类世代相连，使个人与宇宙相连，它反对粗俗的欲望、鄙弃肮脏的享乐。愿灾难降临于扑灭这种神圣激情的人！他在这个世界扮演了罪恶原则的化身。他用他的铁腕把我们的额头接向地面，而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昂首阔步，以便凝视星空。

注释：

[l]

艾蒂安·博诺·孔迪拉克：《<历史研究>引言》，收录在《帕马王子教程课本》中，日内瓦，1725年，12卷本，第4卷，2页。——译者注

[2]这些观点形成于八年前（1806），从那时以来，这些可靠的原则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给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普鲁士——我把它看作具有道德力量的文明民族的典范——似乎失去了它的活力和所有尚武精神。耶拿战役之后，那些读过我的著作的朋友问我，公益精神与胜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几年过去了，普鲁士已经从它的失败中复苏。它在一流的民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赢得了被后人感激的权利，赢得了被所有人类之友尊重的权利，并且激起了他们的热情。

[3]巴罗（barrow）对中国的远航可能有助于说明，如果统治着一个民族的权力使那个民族变得静如死水，道德观念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参见约翰·巴罗爵士：《远航中国》（voyage

to china），伦敦，1804年。贡斯当可能引用了法文版本《远航中国——劳尔·马尔特尼旅行见闻补充》j.卡斯特尔编（j.castere），巴黎，1805年，3卷本。——译者注

[4]为了使论据更加充分，我还是愿意再次谈到中国。那个国家的政府成功地禁锢了思想，把它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就连修习自然科学也只能在政府的指示和绝对统治下奉命行事。没有一个人胆敢开设一门新课程，或以任何形式偏离成规。因此，中国虽然不断遭到外国人的征服，但远不如中国人对自己的征服那么多。为了控制这种精神的发展，就必须破坏能够使人民自卫并保卫他们的政府的手段。边沁在住法原理》中指出，愚昧民族的领袖终将成为他们狭隘区又懦弱的政策的牺牲品。国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在加深他们的愚昧，以使他们更易于统治，事实表明，他们总是很容易成为第一批侵略者的牺牲品。［见勒米·邦塔姆（ueremy

bentham）：《民法和刑法论文》,载《立法普遍原则及法规汇编的方法论》，e杜蒙（e.dumont）编，巴黎，1802年。——译者注〕

[5]第一版为“因此，专横权力”。——译者注

13.专横权力统治下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想，即使在最残暴的政府统治下，也会有一个始终对人类开放的避难所：宗教，在这里他可以卸掉自己内心的负担；在这里他可以寄托自己最后的希望，任何权力都不会机敏到如此程度，能到这个庇护所来追击他。然而专制政治却会到那里追击他。一切独立的事物都会使它发怒，因为一切自由的事物都威胁着它。过去它曾试图支配宗教信仰，而且认为可以随意给它们安排一项义务或罪行。如今，它从经验中学乖了，不再直接迫害宗教，但是它在注意寻找一切可以羞辱宗教的机会。

有时它把宗教说成是人民的惟一需要，它清楚地知道，人民通过对发生在他们头上的事情的一种可靠直觉的引导，决不会去尊敬自己的上司所不屑的东西，每个人都会通过模仿或出于自尊而把宗教推下台阶。有时暴政会突发奇想，把宗教变成权力的奴仆；宗教不再是从天堂上下来警醒或者改造俗世的神圣力量；宗教这时会拜倒在权力的脚下，成为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胆小如鼠的工具，留心权力的一举一动，听候权力的吩咐；它对那些鄙视它的人阿谈奉承，只向各民族传授权力认可的永恒真理。它的牧师们在受着奴役的圣坛脚下，结结巴巴地讲述着断语残篇。他们不敢以无畏而自信的语调发出那种古老的天籁，他们远远不是在表达现世的伟大，像波舒哀谈论那位评判国王的严厉的上帝一样，他们在主人轻蔑的目光面前，诚惶诚恐地寻找着谈论他们上帝的字眼。不过，假如他们没有被迫用宗教去支持不人道的法律和掠夺的命令，他们还算是幸运的。无耻啊！我们看到他们以和平宗教的名义下令侵略和屠杀，让政治诡辩站污圣经的庄严，把他们喋喋不休的说教伪装成宣言，祈祷上苍保佑罪行得逞，这等于指控上帝是罪行的同谋，从而亵读了上帝的意志。

然而，不要以为如此奴额婢膝就能使他们免受屈辱：那个不作任何让步的人，有时会被突然的谵妄所支配，正是因为没有人挺身反抗以使他恢复理性。康茂德有一次带着安努毕斯雕像出席庆典，突然心血来潮，用塑像作棍棒，把那位陪同的埃及祭司打昏在地。这就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的确切象征，是那个目中无人而又反复无常的保护人的确切象征，他在虐待宗教和发出侮辱性命令时便会暗自得意。

宗教不可能承受如此之多的贬斥和侮辱。疲倦的目光将不再关注它的浮华；枯萎的灵魂将不再对它寄予希望。

必须承认，在经历了启蒙的民族看来，专制政治是否定上帝存在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我说在经历了启蒙的民族看来，是因为对于愚昧的民族，不必消灭它们的宗教信仰就可以压迫它们。然而，一旦人类精神踏上理性之路，一旦出现了怀疑，暴政的登场亮相似乎就要用可怖的证据支持那种怀疑的权利。

怀疑提醒人类，他的命运得不到正义之神的关注，实际上已经被抛给人类中最残忍、最卑鄙者的狂想。这种怀疑精神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忠于失落的信仰，都是懦弱而胆怯的想像引起的幻觉，因为实际上是恶有善报，善有恶报。它会说，在这转瞬即逝的生命过程中，在这既无过去也无未来、像怪异的灾星一闪而过的时刻，最好的作为就是抓住每个机会捞取好处，闭眼不看等着吞没我们的深渊。专制政治用它的全部实际行动宣扬着同样的信条。它鼓励人们在危险包围中骄奢淫逸；他应当抓住每一分钟及时行乐，因为无法确定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在切实可见的愚蠢而残酷的统治下，若想仍然对不可见的贤明与仁慈的统治抱着希望，非得有真正的坚定信仰才成。

这种强烈而坚定的信仰不可能出现于古代民族。他们当中有教养的阶层，会以不敬神的态度为自己所受的奴役寻求些许补偿。他们会抱着溢于言表的勇气，鄙视他们不再惧怕的权力，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卑劣程度远比不上那种曾经使他们惧怕的权力。人们可能会说，由于今世的声名狼藉，确实没有来世反而对他们是一种安慰。

我们为时代的开明、神权的毁灭和政教斗争的停息而感到自豪。但是就我来说，我承认，如果必须要我作出选择，我宁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