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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什自传

作者的话

就像附着配料说明的食品一样，每本写华盛顿的书都应该在醒目的位置附上一篇让读者有权了解其内容的简介。

我明确地告诉读者，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以为它又是一本关于里根政府“内幕”的书，描述椭圆形办公室秘密会议上未经透露的秘密、内阁成员的分歧以及总统和副总统星期四午餐吃什么，那你多半会失望的。

其实，本书早在里根政府组成前几年就已有构思。书中所写的是在那以前50多年的事。严格地讲，这不是一本“写华盛顿的书”。它是一本关于得克萨斯州。缅因州、小笠原群岛和中国的书—一除了华盛顿环形路外几个地方。

1977年1月，我的头脑中第一次出现了人过50常会有的那种强烈愿望：我要把我前10年的经历和经验告诉别人。而在那10年中，我和我的妻子巴巴拉以及我的全家从休斯顿到华盛顿，到纽约，到北京，然后又回到华盛顿。

时间的选择再好没有了。我们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休斯顿。190年1月，我开始了众议员的公众工作生涯。1977年1月，我当了一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后结束了这种生涯——至少是没有再继续下去。在那10年期间i我去过许多地方。当时我所需要的只是出版商的建议——“您考虑过写一本书吗？”而我已开始做准备，记笔记和录音。

接着，就像出版一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在准备付印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我被另一件事迷住了，我发现自己为了在衣阿华州、新子布什尔州以及其他进行总统预选的各州竞选，耗费了漫长的日日夜夜。1980年7月，我成了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全国竞选中的伙伴。1981年1月，我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

不管我已经开始写的书是政治性的还是自传体的，我仍然想把它完成。我一直怀有完成这本书的想法。事实上，这本书所写的内容不仅包括1967一1977年，也包括在那以前好几年的事。

我的成长，正如中国俗话所说，是在“引人注目的时代”——这个时期包括本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开始。对这个时期以及形成我的生活、我的价值准则和我的人生观的早期经历，都有些话值得说。

展望未来——这个书名反映了我的人生观——与我10年前在休斯顿开始写的那本书已大不相同。时代变了。异乎寻常而又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了——而且不仅仅是在准备付印的过程中。如果真实可信作为标签的法则适用于写华盛顿的书的话，那么以此来概括本书所叙述的事情是再好不过了。

乔治·布什

1987年5月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副总统官邸“向上看，不要向下看；向外看，不要向里看；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并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牧师

1903年9月于美国参议院

乔治·布什自传--第一章 喂，乔治……

第一章 喂，乔治……

1980年夏 底特律

政治被看作是关于人民和竞选的事——竞选公职，一直到下次竞选活动——然而，早晚还是要回到旅馆的房间里等着。空气潮湿的1980年7月16日晚上，我正是这样坐在庞恰特雷恩旅馆里，眺望底特律河和远处安大略省温泽市的灯光，和我的妻子巴巴拉，还有我们的孩子及几个朋友一起喝啤酒，吃爆玉米花，看电视，就这样等待着。

等待着另一只鞋子掉下来。（这是形容焦急等待的心情。它来源于一个故事：在一座公寓里住着一位老妇人，她的楼上住着一位年轻人。老人常因年轻人的吵闹声不能入睡。每天睡觉前她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盼望早点听到年轻人脱鞋的响声。当第一只鞋掉到地板上发出响声后，老人安心了一些;听到第二只鞋的响声后，老人方安心入睡。）

第一只鞋六周前在1100英里以外休斯顿我家的起居室掉下来了。我的竞选代理人吉姆·贝克把全国各地的政治顾问召集到一起，讨论我参加总统竞选的前景。会议从上午10点喝咖啡的时间开始，到10点5分就达成了一致看法——参加竞选没有前途：罗纳德·里根将获得提名参加第一轮投票。只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这就是我。

“我们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预选中获胜，”我争辩说：“我们还可以试一试。”

现在一个好的竞选代理人必须具备许多优点。他必须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管理员；必须了解竞赛场上的选手，做到知己知彼；在竞选激烈时必须保持冷静。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对候选人说出他所不愿听的话。

吉姆·贝克是一个好的竞选代理人。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带来休斯顿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非正式的代表统计数字。“乔治，”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也知道什么时候把它们放下才行。瞧瞧这些数字吧。”

他把带来的文件在咖啡桌上铺开，但我没有心思看。我认为，如果我们玩弄百分比，我就不会进人竞选。我回答道：“吉姆，任何事情结束以前，我是从不会放弃的。此刻不是开始放弃的时候。”

吉姆摇着头，“但是，竞选已经结束了，乔治。”他指着那些数字。“看来，你是唯一不知道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他在桌子上摆开另一批数字时补充道：“我们的钱快用完了。”

这笔钱用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竞选上已经太多了，而且用在我的总统竟选上太多了。那天晚上，我和巴巴拉以及我们城外的朋友到我喜欢的名叫莫利纳的墨西哥餐厅去吃饭。我们吃的有墨西哥的菜豆、玉米饼、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和辣椒。我的胃口不错。不管愿意与否，一旦作出了决定，我总是能吃能喝的。

我习惯早起，经常在6点或6点半左右起床。第二天早晨7点以前，我把要发给罗纳德·里根州长的贺电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发出去了。然后，我开始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打电话，感谢他们为我参加这次竞选用去了漫长的日日夜夜。

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起的，但是，好像有2／3的人都探问里根·布什候选名单当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在上午10点左右加勒里亚旅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有人提出来，我断然拒绝回答。全力以赴进行近三年的总统竞选之后，现在要这么快就转一个大弯子，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需要离开一阵于，平静一段时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

此外，我知道谁也不会去竞选副总统，因为这是一项应聘的职务。而招聘人正好是那位总统候选人。

1968年在迈阿密海滩，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比尔·施泰格尔和一些好心的朋友，以及汤姆·杜威和约翰·布里克等几位党内老前辈已放出我可能成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伙伴的风声。由于尼克松本人的提名已成定局，他正在就副总统候选人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他已选定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但是，尼克松知道，要使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引人注目，使电视观众感到兴趣，还需要晚一点宣布人选。

某些新闻媒介的评论家提到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有可能成为尼克松挑选的对象。林赛的情况是这样：他对年轻的投票者有吸引力，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但大多数代表认为他太自由化了。由于需要一位新年轻共和党人的呼声高涨，作为在东部有家族关系的44岁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这种提名法对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何况当时已是一个泄了气的试探气球—一那年我就是这样。在全国代表大会后，我收到尼克松的一封短信，他抽空向我解释为什么没有选我。

“你进行了一场安排得很好的小竞运动，乔治。他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冷静口气说道：“但是，你明白……我确实不能挑选一个只有一届任期的众议员。”他是对的。除了具有一副新的年轻面孔外，我没有什么能赢得选票的条件，而这在全国竞选中是不够的。

1974年尼克松辞职以后，杰里·福特在考虑副总统可能的人选时，我的名字又被提出来。那时，我的资格已经强了一点。我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当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而且在共和党州长和全国委员会委员进行的副总统预选投票中名列前茅。这时，我接到由白宫接线员直接打来的电话。

“是乔治先生吗？”

“是的。”

“先生，请等片刻……总统先生，布什先生的电话已接通。”

“喂，乔治……”

“总统先生，您好！”

“很好，乔治，很好。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将宣布，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名字将作为副总统的提名送交国会批准……”

“好，……好的，总统先生，您作出了很好的选择。感谢您抽空给我来电话。您的确不必。……”

于是他没有解释，然而，这正是杰里·福特的风格。他是一位有头脑的总统，就像他在众议院中是一位党的领袖时一样。

1974年接到关于洛克菲勒的电话这件事是很有趣的，因为洛克菲勒一直坚持说，他不愿担任这个职务。他曾说过，他不愿看到自己当“辅助机器”。早在合众国建国初期，人们——包括一些副总统——就是这样贬低副总统这一职务的。

约翰·亚当斯宣称，他担任这一职务是痛苦的。后来，他当了总统以后又竭力不让他的副总统托马斯·杰裴逊好受。一个世纪后，特迪·罗斯福则喜欢重复马克·吐温关于两个兄弟的笑话：一个当了水手，另一个成了副总统，人们从此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再近一些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位副总统，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南斯·加纳婉转地引用别人的话说，副总统还不如“一桶热乎乎的唾沫”。1932年加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当罗斯福让他担任副总统时，“刺儿头杰克”还是提起了那只桶——即使他为当副总统不得不辞去众议院议长的职务。

28年以后，另一个得克萨斯州人林登·约翰逊失去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让另一个东北部人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约翰逊也说过，他不愿当副总统，而且他本人对肯尼迪的厌恶要比加纳对洛克菲勒还厉害。但是，烟消雾散之后，约翰逊还是放弃了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权威地位，当了肯尼迪的竞选伙伴。

这就清楚地说明：虽然每个人都贬低副总统的职务，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拒绝担任这项职务。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我们的第一任副总统已简明地（即或是病态地）概括的一点。约翰·亚当所写道：“今天我什么也不是，明天我可能就是一切。”！但是，现代的副总统职位除了有感到压抑的一面，也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副总统的威信，如果不是指权力的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提高。当哈里·杜鲁门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他对原子弹一无所知，却要尽快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日子里他所面临的一些重要决定。这件事使后来的总统都让他们的副总统详细了解白宫作出决定的过程。如果有名符其实的总统，那么，名符其实的副总统就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所有这些，在以后的六周里，当我和巴巴拉准备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都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我愿当罗纳德·里根的竟选伙伴吗？是的。我能为此做点什么事吗？不会超出我18年政治生涯中做过的事了。不管来不来电话，对我都一样。

当时，还有一些我参加竞选留下的事未处理完——40万美元的竞选债务。一群基金筹集人使我直到7月中旬完全解决了这笔债务才得以脱身。

然后，我就到底特律去了。

选择副总统候选人一直是现代美国政治中最无法预料的事情。198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也不例外。

为里根参加竞选进行民意测验的迪克·沃思林6月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调查，为里根为首的竞选名单选出最有可能的竞选伙伴。投票的结果是新闻界从里根圈内知情人那里得到的。杰里·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