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要他来的用意，胡乔木是明白的。那就是，毛对胡乔木主管的《人民日报》最近一段工作是不满意的。这一点，很快就得到证实。

6月13日，毛泽东派人送来一份《北京日报》，是6月12日的。毛在第一版上有两段批语。

乔木同志：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阅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胡乔木回来后，如坐针毡。他连夜赶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次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发表了。而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发表这样的社论显然是不适时宜的。社论写得太一般，语气也太温和，难免给人抓不住重点、看不清实质的感觉，自然达不到“政治家办报”的要求。为说清这一点，只要将其与《人民日报》同天转载的姚文元的一篇文章相比即可看出。姚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值得注意的是，同版也刊登了毛泽东为姚文撰写的介绍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按语。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二、不平常的春天（下）(13) 作者 : 尚定

一直到6月下旬，胡乔木总算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胡乔木再次拿起笔，写了一篇著名的社论，即《不平常的春天》。刘少奇、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修改（按：《胡乔木文集》第1卷收录这篇文章时，将毛泽东修改的一些文字误作刘少奇所作的修改）。

《不平常的春天》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双百”方针开始，细述了这个春天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惊心动魄的思想历程。

社论对右派行为的定性，显然依据毛泽东的论述。胡乔木写道：右派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为此，他们“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 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不平常的春天》还对中共反右斗争部署作了解释，说是在右派分子进攻时，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决定暂不予回击，让他们头脑更热，也让群众认识右派的真面目。回过头来看，这又客观上造成此后学术界在中共决定反右的时间问题上的猜测。

毛泽东在修改中加上了一段话，“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顺着毛泽东的思路，社论引述中国的一句古语：树欲静而风不止。社论说，右派的反动由来已久，其下场当然是自食其果。并且，对于他们的行动，毛泽东曾事先予以警告。胡乔木引毛泽东的2月讲话为例，称：

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二、不平常的春天（下）(14) 作者 : 尚定

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地点了“章罗联盟”，将资产阶级右派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进入白热化阶段。

终于赶上毛泽东的胡乔木，撰写了一系列社论。

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社论点了“章罗联盟”的名，称其为“右派在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指挥机关”。

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驳斥了所谓“党天下”的言论。

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称右派对肃反的攻击是别有用心。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批驳了右派所谓中共“重德不重才”、没有“任人唯才”的言论。

此后发生的一切均见诸史载，自然无须多著笔墨。

1957年的春天短暂而又漫长。毛泽东将“整个春季”描绘为“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在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

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判断，就使这个春天对于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无论如何是难忘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春天过去了，盛夏季节，毛泽东来到青岛，各省市地委书记随之而来，在凉爽的海风中，听取中央关于反右斗争的进一步部署。

月转星移，潮涨潮落，在连天涛声中，毛泽东拿起如椽大笔，写下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几天后的清晨，胡乔木拿到这篇文章，他为这样一段文字所吸引：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这段文字包含着毛泽东对于政治自由的无限向往，但自由王国无法逾越必然王国而提前到来。就在年初，毛泽东还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社会生活的主题，而此时这一提法开始有了变化。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三、见证“大跃进”年代(1) 作者 : 尚定

十三见证“大跃进”年代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股热潮。毛泽东创造的一个巨大神话，是20世纪最难忘怀的事件之一。毛泽东宣布：现在是一天等于几十年，你们正在奔向你们企望已久的共产主义理想国。

30年后，作为理想国的建筑者和见证人之一，胡乔木在向外国人演讲时，将这段历史归结为对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

胡乔木说，大跃进虽然在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的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它使中国吃够了苦头。大跃进的直接原因是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表现为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

理想也罢，天真也罢，大跃进构成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探索，同时也是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历史存在。

回顾历史，当然不是重温过去岁月的那份“火热”。

1958年早春来临时，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一切。

元旦刚过，北京下了几场大雪。不过天气倒未如往年那样寒冷。

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是候补书记，也被通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彭真拿出一张纸条，让与会的几位传阅。胡乔木一看，知道是毛亲笔写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到八）。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三、见证“大跃进”年代(2) 作者 : 尚定

出席会议的吴冷西感到很吃惊，以他的身份（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排在第一位，当然是很奇怪的事。不过，他想大概这次会议与报纸通讯有关。胡乔木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前段时间，毛泽东对几大新闻单位的工作批评意见很多，有时甚至说了很重的话。最近一段时间情况才有所变化。但是，以他的经验，事情大概就这样简单。他一边听着会议传达，一边想着近来新闻宣传中发生的几件重要的事。

去年11月，出席莫斯科会议期间，按毛的指示，胡乔木写的社论里有这样的文字：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相反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社论还分析了保守思想产生原因，认为是“对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和缺点作了错误的估计”，没有看到“总的说来，一九五六年的主流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是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潮”这一客观形势。

毛泽东亲自在社论中加写了一段主旨鲜明的话：

人的思想要符合实际是不容易的。我国有六亿几千万人，特别是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会反映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以成万计，他们虽然一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也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岗位，各有不同的想法。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大家都还是一件新事，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统一的符合实际的计划，当然不容易。但是并不等于不能够，这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是都在一个统一意志和统一计划之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吗？由分歧到统一，是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辩论，最重要的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