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了起来。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有些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现在有些同志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级时。

在南京，毛泽东在谈到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时说，干部还是要跟士兵打成一片，要给士兵批评干部的机会。他说，陈毅在三反时讲得好，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应当是可以的。

谈到人民闹事时，毛泽东再次指出，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他强调，采取“双百”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国家会变成一个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也是3月份，毛泽东在阅批中宣部《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时，就各级对“百家争鸣”方针反映，作了很多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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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不平常的春天（上）(7) 作者 : 尚定

毛泽东批评科学界对已有定论的事情不再允许争鸣、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也不许争鸣等，是“戒律太多”；毛泽东提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可以允许少数人“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以及坚持“感受即真实”的文学观念；针对“经典著作是不允许怀疑”的观点，毛反问：“不许怀疑吗？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毛泽东甚至指出，让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在党的讲坛上争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也是可以允许的，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方法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3月上旬，刘少奇在河南省委部长、市委书记会上说：群众闹事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矛盾。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新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一方面人民闹事、罢工、游行示威、请愿；另一方面我们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3月24日， 刘少奇在湖南省委干部会议上说：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私有制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如果不是这样，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地紧张、激化起来，造成紧张局势，那就是错误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不用对抗的办法，可以不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可以用小民主的办法，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3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批转了中央关于全党整风的决定。同时，他要胡乔木主管的宣传舆论机构，配合整风运动。

4月9日，毛泽东让胡乔木、吴冷西去他那里。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倒是《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说到激动处，毛的语气就变得严厉起来了。他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

几天后，毛泽东将4月13日的香港《大公报》批转胡乔木：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这样一篇文章”是指《大公报》上发表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毛泽东称赞这篇文章，大概出于文章概括地指出了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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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不平常的春天（上）(8) 作者 : 尚定

文章说，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第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我国的社会制度起了根本的变化。第二，经济制度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第三，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其他工作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它们应当而且也必然会有高度的发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里，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建设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4月下旬，毛泽东将24日的《大公报》批给胡乔木，并在报头上写下一段严厉的批语：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4月30日，毛泽东将前一天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批转胡乔木，要他安排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文章是北京大学李汝祺写的，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按语，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原题作为副标题。

胡乔木遵嘱于次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下，胡乔木开始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风部署。

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将中共指示一开始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这是不多见的做法。

毛泽东亲自修改了指示，加上了很有分量的一段话：社会关系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整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引号内文字为毛泽东修改时加） 。

5月2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

胡乔木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社论突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精神，集中地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认为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否认或者不重视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党的领导盲目、不自觉和绝对态度导致的。

胡乔木将这次整风称做是中共“新的自我批评”，目的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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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不平常的春天（上）(9)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宣称，跟1942年整风运动保证了我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一样，目前的整风运动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保证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富强的、先进的、生动活泼的、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央整风指示发表以后，整风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为了将运动推向深入，毛泽东于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约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他们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意见，分析矛盾，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5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毛泽东指出，最近党外人士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发表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他说，这些批评意见大多数是中肯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有利于我们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可以形成一种社会压力，以利于我们整风成功。待我党取得主动以后，那时就可以推动各界整风（首先是知识界）。

毛泽东指示继续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继续帮助整风。

为了落实毛泽东指示，统战部和国务院八办从5月8日到6月8日，分别组织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座谈会，每次座谈都整理见报；《光明日报》编辑部也在上海等9大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发言全部予以报道。

据统计，座谈会举行近40次，近200人发言。与会者对中共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会上也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一些意见虽然尖锐、不中听，但基本是符合实际的。这里，不妨引述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意见。

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曾任教育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批评中共执政以来有四大偏差：一是好大喜功。追求形体之大，组织之大。将社会主义等同于集体主义，将集体主义等同于大，将大等同于不要小的。第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结果可想而知。第三，鄙视既往，视历史为封建予以打倒，一切搬用洋教条。第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所以要求尽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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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一、不平常的春天（上）(10) 作者 : 尚定

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指出，现在党政关系中，主要问题是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只看见党，看不见政。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缺乏民主作风以及党中央对此注意不够而致。要改变这种情况，除进行整风以外，重要的是加强法制思想教育，制定必要的法律，划清党政关系。而党员也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否则，整风只能收一时之效。

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朱蕴山集中地谈了肃反中出现的问题。他们说，一方面须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也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某些人在哪里受到错误处理，在弄清楚后，就应在哪里为其公开恢复名誉。

民盟中央常委邓初民提出的问题更为敏感。他说，统战工作中“有个死人没有统好，就是陶行知先生。把他一棍子打死，我是心痛的。他的‘生活教育’是袭用杜威的，但内容实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说杜威谈生活教育，陶行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