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崇高声誉。

在60多个国家党代表会议上，毛发表即席讲话。他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

毛泽东甚至当面批评赫鲁晓夫：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各国党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说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

赫氏显然没有完全听进这番话：我是有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

在与哥穆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交换意见，谈到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有个头时，哥不赞成以苏联为首，毛耐心劝道：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

《宣言》是由中国党牵头搞的。起草任务自然离不开胡乔木、陈伯达这班秀才们。根据毛泽东的口述，胡乔木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认为：“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

毛听了很生气：“说大家都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后来，还是将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论的一大段话写进了宣言。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在中苏论战中(11)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等陪同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度过了19个日日夜夜。11月20日晚，苏共中央在叶卡琳娜大厅举行了盛大欢送宴会。毛泽东致祝酒词：“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最后，他向各国党的领导人介绍了中国的民间小诗：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罗。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毛泽东是在倡导政治的和谐与合作，但这只是一种理想。会议达成协议、发表了宣言，都无法起到实质作用。中苏关系更是如此。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赫鲁晓夫回忆道：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

赫氏还回忆1959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谈及此事时与毛泽东对话时情景：

在讨论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艇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国家利益使意识形态的分与合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但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互为利用。在国家利益上，毛泽东从不会让步。过去他的敌人领教过了，现在他的朋友也开始领教了。如此看来，此后发生的事件都是十分正常的了。

1959年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方；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在中苏论战中(12) 作者 : 尚定

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希特会议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大规模围攻；

7月，随后，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执行援华协定；

1962年—1963年，苏联报刊发表一千余篇文章，苏共还组织其他党的报刊发表文章，攻击中共。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两国交恶使两党论战徒具意识形态色彩，并无实质内涵。正因为如此，这场论战并不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下台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至此，苏中两党关系中断。

回顾这场论战，邓小平曾说过一段话：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他还谈到，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

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再度爆发时，胡乔木已远离政坛，未能参加那场“笔墨大战”。此时再回过头去看《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关于处理各国党关系的某些论断，却能给人们以启发。

文章说：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相互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经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文章还说：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一、不平常的春天（上）(1) 作者 : 尚定

十一不平常的春天（上）

1957年春天，对于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个不平常的春天。

这个春天，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巨大标志意义；这个春天，中国知识分子再次经历了心灵与肉体的考验。时间已过去将近50年，人们对这个春天，自有不同感触和不同的价值评判。

作为意识形态官员，同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深深地介入了这场日后令人感慨万千的历史纠葛中。

在这场纠葛中，胡乔木有一句名言，就是“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颇具毛泽东风格。问题是，斗争与争论内涵完全不同。在这个春天里，当人们沉浸于自由争论的理想时，实际上他们都已踏上斗争的征程。此后，也一直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个春天，在胡乔木与毛泽东的思想历程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许多年后，人们几乎无法理解，在这个春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历史又为何如此演进。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时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

毛说几年来都想整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950年、1951年整风，是胡乔木直接负责的。接下来是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使中共无暇顾及其他很多事情。一五后期，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问题，促使毛泽东开始了建国后第一次集中的探索。

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走自己的路，开辟适合自己特点的建设道路；二是如何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前者涉及到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后者则涉及建国以来甚至自延安以来中共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评估。

叙述这一历程，还得从苏共二十大说起，还得从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说起。不过，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50年代中期就开始思索的核心问题。将这种思索仅仅说成是随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开始的，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这种思索的起因中固然有苏联经验反思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基于中国自己建设过程的经验和教训。只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的思索更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同时也更深刻、更具体。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十一、不平常的春天（上）(2) 作者 : 尚定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思索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凝练的概括力，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这是经济基础方面思索成果。而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思索，带来5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尽管短暂但却十分有益的思想解放气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

1956年2月初，中宣部请示中央，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一位苏联学者在华访问孙中山故居时，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论点的不同看法。报告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请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

19日，毛泽东将此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陈伯达，并写了一段话：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段话一直被征引，作为那个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开始的象征。

随后，毛泽东又数次提出“双百”方针。在4月底、5月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