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九、“大学士”(6) 作者 : 尚定

谷羽是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与胡乔木显然是有共鸣的。胡乔木一生为政治服务，但他到底是知识分子，一生主管意识形态，自然也没有离开过知识分子工作领域。

早在1950年，胡乔木就曾代表中央向民主党派作过一个著名报告，题为《谈思想改造》，颇受知识界欢迎。时隔6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许多曲折，知识分子政策也一度反复，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无疑给知识界带来了希望。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会议不可能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它实际上只能是知识分子灾难历程的插曲之一。

这一切，曾数度引发胡乔木无限感慨！

1956年下半年，胡乔木全力投入八大文件起草。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曾介绍说，参加这项工作有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王稼祥、李维汉、胡绳、田家英。胡乔木主要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政治报告起草。

中共七大以来的11年，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期，八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中央对政治报告起草十分重视，成立了政治报告起草专门委员会。报告初稿完成后送给毛泽东。从8月上旬到9月中旬会议开幕前，毛亲自率领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反反复复。现存八大政治报告的84份修改稿中，经毛泽东修改过有21份。政治报告共分6大部分，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胡乔木主要承担第二、第三、第四等三部分修改和通改工作。在现存的档案资料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毛与胡此间的文字交往，由此不难看出上面所说的。以下是毛泽东给胡乔木的批示，择其要者，原文照录。

（8月31日下午5时）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请乔木注意。

（8月31日下午6时）乔木同志：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议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9月6日晨2时）即送乔木同志：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上午6时）乔木同志：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不知15页上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没有？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九、“大学士”(7) 作者 : 尚定

（9月7日上午10时）乔木同志：“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9月14日上午6时）伯达、乔木、家英同志：（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对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是满意的。这又一次证明了胡乔木在党内不可替代的“大学士”地位。

周恩来在八大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在报告稿修改过程中，毛有一个批示：

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晰，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作为中共大秀才，胡乔木一生写过无数文章。而这些文章基本上是不署名的。有人曾经问过胡乔木，这么多文章中他看重哪些。胡乔木说，他一生写得最畅快的，前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有《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两篇文章，一篇写于1956年，一篇写于1959年，同署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撇开这两篇文章鲜明的时代主题不论，它们的确体现了胡乔木辞章方面最高成就。其中，前一篇涉及到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转折，将被放在单独一章中加以叙述；后一篇很少有人知晓竟是胡乔木撰写的。

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公报，题为《解放军已迅速平定西藏叛乱》，原文如下：

新华社28日讯：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3月19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22日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现在我军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继续向西藏一些其他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九、“大学士”(8) 作者 : 尚定

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3月28日发布命令，除了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以外，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短短一则公报，蕴含着50年代末中国西南地区一场扣人心弦的武装斗争。

3月19日，西藏叛乱。由于事先准备充分，驻藏部队立即开始反击并迅速地平息了叛乱。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要新华社立即发表一份新闻公报，并指定由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吴冷西起草后，送交胡乔木；胡乔木修改后，经中央常委审阅。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又作了多处修改，并退回让胡、吴二人再加文字上的斟酌。新华社于3月28日广播了这份公报，《人民日报》于29日刊出。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新华社注意印度官方反应，并考虑加以报道。4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西湖刘庄开会，要求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态度发表评论，说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他要《人民日报》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他说，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在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立即着手准备。

回北京后，周恩来主持成立了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同时吩咐新华社立即组织撰写毛泽东布置的评论。新华社连续发表了《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予诽谤者以打击》等评论。

毛泽东对这些评论不是十分满意，因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4月25日上午6时，毛泽东给彭真、胡乔木和吴冷西写了一封信。原文是这样的：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 改为“英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按：应为3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领事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按：《人民日报》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指《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指《光明日报》4月24日的《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九、“大学士”(9) 作者 : 尚定

彭、胡、吴很快看到毛泽东的信，胡和吴立即召开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以印度新闻媒体为依据，对此前后达赖和尼赫鲁的谈话进行研究，写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准备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的信时，都感觉到在形势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毛泽东的思维总是出奇的快，很难跟上他。

25日晚，毛泽东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论问题。胡乔木和吴冷西列席。

毛泽东进一步谈了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要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的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要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还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3万多，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