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八、在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里(7) 作者 : 尚定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主管中央3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胡乔木亲自为新闻单位撰写新闻稿、评论，而且事无巨细，都得管。因此，当时胡乔木在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中有一个“婆婆”的称号。

胡乔木是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对《人民日报》“从头管到脚”。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他都要管。在新闻界受过胡乔木教导和培养的许多报人纷纷回忆50年代初期他们与胡乔木的交往，从这里我们幸许能发现那一段时光值得永远记忆的点点滴滴。

因办《人民日报》副刊而与胡乔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袁鹰，在回忆与胡乔木的初期交往时，用他那特有的散文笔调写道：

大约1954年左右，有一个时期，乔木同志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10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去半个多小时。我是接王若水同志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

第一天进入中南海乔木同志住处，不免有点紧张。他让我坐下，倒了一杯茶，随意地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人。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的学生吗？”我连忙回答不是，我的家庭1934年就离开淮安，那时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党，从哪儿调到报社来的。我一一回答。虽然仍是拘谨，紧张的心情却是一扫而空。

每天去乔木同志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有关编辑工作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我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十分愧疚。乔木同志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就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门的公共汽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然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有时闲谈几句。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就问起上海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了，问“跑狗场”（逸园）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现状，我的简略回答未必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胡乔木甚至还得管《人民日报》的发行。王益回忆道：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八、在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里(8) 作者 : 尚定

五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晚上，我家中的电话铃突然玎玲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听到对方说：“我是胡乔木。”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是新华书店代总经理，从来没有通过电话，不免有点紧张。他跟我说，《人民日报》因纸价上涨，拟提高售价，每份从六分钱提到八分钱，问我有什么意见。新华书店不管报纸发行，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只能简单地讲了我的看法。挂断电话后，我想为了预见涨价将发生怎样的反应，最好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调查。随后我很快又想到，这不正是乔木同志在向我进行深入的调查吗？”

多年办党报的经历，使胡乔木积累了丰富的专业修养和理论功底。胡乔木写过大量社论、评论，关于这两种新闻体裁，胡乔木有着独到的见解。叶永烈曾引述胡乔木关于社论写作的几段言论，不妨引述于此：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评论的沉闷当然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几年后，在一次座谈会上，胡乔木就报纸评论工作作了专门谈话，有理有据，使参加会议的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获益匪浅。他在谈到如何使文章生动的时候的一段话，谈得很细致，不仅是针对评论写作而言的，也深得文章学的精义。他说：

人是喜欢动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要由研究哲学的人来解释。我想人终归是动物，是喜欢生动的、喜欢变化的。文章怎样才能有变化？在于有正面的东西，又有反面的东西，有陈述的语气，又有疑问的语气。如果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句号，恐怕不是好文章……文章没有悬念，就平。海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就不平。浪给了诗人很大的灵感。为什么呢？因为海浪汹涌澎湃，给予人一种生命激动的感觉。浪有高有低，当浪头从高处跌下的时候，就使人感到一种惊恐；接着又要看它继续发生的变化。不会写文章的人，就应当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看看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这种波浪、悬崖，有没有这种奔腾澎湃、冲激和激怒。

“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古典文章学的不易之论。胡乔木是文章大家，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

还有人回忆，袁水拍编《人民日报》副刊时曾写一首儿童歌谣，其中有一句：“我们的千万只小手高高举起”。胡让人带话给作者，说孩子们不会称自己的手是“小手”，那是大人的话。胡乔木对于语言如此敏感、如此细心，除了深受毛泽东这位语言大师的影响外，与他在建国初期参与语言文字改革有直接关系。在胡乔木当时数种兼职中，就有一个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1951年6月，胡乔木曾为《人民日报》起草过一篇著名的社论，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央指定胡乔木直接领导50年代初影响至深的文字改革运动。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八、在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里(9) 作者 : 尚定

1955年，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明确定义。同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为贯彻“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汉字简化方针，草案公布后，向各界广泛地征求意见、组织座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讨论的达20万人，收到个人和集体寄来的书面意见达5167件之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又聘请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和胡乔木组成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对草案进行细致的审订，1956年正式公布。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公布了胡乔木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语体改革，胡乔木同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章要明白像语言、语言要流畅，这叫做“语体文”和“文体语”；他认为，文字改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在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就完成了。中国到社会主义时代还在蹒跚地进行文字改革，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补课”。关于汉字改革，他认为，“在规范、标准一经确定后，就不能经常变动，更不能随意更改，而要在长期内保持稳定。”直到晚年，胡乔木还呼吁要巩固地发扬汉字简化的成果，整顿社会用字。

胡乔木还管着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的前身）工作。

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建议毛泽东将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整理成集出版，并打算将其中的一部分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斯大林派了尤金、费德林来中国，帮助选编、翻译《毛泽东选集》。与此同时，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文章，由于受环境的影响，虽然翻译过一些，但是并不完备、系统。这两方面工作都涉及翻译问题。

1951年7月，中宣部牵头召开中央翻译工作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的俄译、校阅问题。会议决定5年内完成共16卷斯大林全集编译工作，同时提议成立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统管重要文献的翻译，由精通俄文的王稼祥负责。但是王一再推托。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将这些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

7月13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报告上作批示：

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在这个位置上，胡乔木一干就是数年。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二部分 九、“大学士”(1) 作者 : 尚定

九“大学士”

“十年磨一剑”。

时间改变了一切。从40年代开始，胡乔木将自己的文字才华，悉数地献给了中共理论宣传事业。作为“一介书生”，在最初岁月里，胡乔木并不十分适应毛泽东的思维方式。50年代，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可谓如鱼得水，胡乔木已更多更独立地参与领导思想理论工作。此后，胡乔木参与中共思想理论建设之深，是中共党内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

中共党内另一位大理论家邓力群是这样叙述胡乔木的笔墨生涯的：

乔木这一辈子，写社论，写评论，写消息，都不署名。起草中央文件，替毛主席起草电报，起草指示，由毛主席审定发出，更不署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从七大以后很多他都参与，而且是主要的起草人，也从不署名。尤其可贵的是，他做了很多工作，从来不张扬。像我们跟他比较熟悉的人，很多事情他都不说。《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篇，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是他多次修改定稿的。辛勤耕耘，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他就是这样不计得失，为党工作，他孜孜不倦做了很多工作，但不是因为做了很多工作就停步、歇脚。他从不停步，一件事完成了，接着又是一件，永无止境地做下去。在他来讲这样做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在中央来讲，已经是顺乎自然，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他表扬。起了很大作用的文章、报告、讲话、决定，很少听到毛主席表扬他哪篇东西写得好，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你应该写得好。

作为胡乔木知己，邓力群这段叙述可谓情真意切。毛泽东称赞过胡乔木写的东西，只是赞扬实在是太少了。1971年毛泽东在谈到延安时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还说过，别人好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不过，胡乔木这时已离开毛泽东好几个年头了。

胡乔木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在中共高层，称他“大秀才”者有之，称他“一支笔”者有之，称他为“大学士”者有之。以笔者看，“大学士”倒是个有意味的称谓。按《文献通考·职官考》，所谓“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因得参谋议，纳谏诤”。抛开“学士”一职之严格本意，它多少符合胡乔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的角色特征。如果这种使用不是十分蹩脚的话，可以这样说，胡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