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把那三页能掀翻朝堂的纸揣进怀里，大步迈出书院。

外头夜色浓得化不开，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拉肉。

他紧了紧棉袍，七拐八拐钻进了帽儿胡同。

客栈后院的灯还亮着，老周像尊门神似的守在门口，见他来了，利索地推开门板。

“人呢？”

“都在后头，吃饱了正睡着。这帮人嘴严得很，就是饭量大点。”

宋濂点点头，随手抛过去一小锭碎银。

“把人叫醒，中间那屋集合。”

老周掂了掂银子，转身去敲门。

不多时，十三个人揉着眼睛，缩手缩脚地挤进了正屋。

男女老少都有，唯一相同的，是他们身上那股子常年在地里刨食的粗糙劲儿。

矿工的手指粗得像老树根，织工的指腹磨出了厚老茧，扛活的连肩膀都是歪的。

宋濂环顾一圈，没急着端官架子。

他拖了张矮凳坐下，拿簪子挑亮了油灯的灯芯。

“我姓宋，是你们到京城后第一个要打交道的人。”他语气不温不火，像在拉家常。

“叫什么，哪儿来的，不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十三双眼睛齐刷刷盯了过来。

“你们是做什么营生的？以前一天能吃几顿？现在呢？”

屋里静悄悄的，没人敢先吭声。

刘铁柱大马金刀地坐在最前头，使劲抠着指甲缝里洗不掉的煤灰，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

“问谁？”

“一个一个来。你先说。”

刘铁柱搓了搓膝盖，嗓门发闷。

“俺河北蔚州的。前几年大旱，地皮裂得能吞下脚丫子，草根都让人刨绝了。村里死绝户的不知多少，俺爹娘也没熬过去。”

“后来就逃荒，想往北找口活路。爬到大同城门底下的时候，两眼冒金星，直接趴雪地里等死了。”

“是矿上的人把俺拖回去的。给了一碗粥，烫嘴，可俺顾不上吹，直接顺着嗓子眼倒进胃里。”

刘铁柱停住了，喉结艰难地滚了滚。

“那碗粥，这辈子俺喝过最香的。”

宋濂没插话，静静听着。

“后来就在矿上卖死力气。扛石头、推铁车，脏活累活全包。一个月二两银子，管饭管住。去年涨了，四两。”

他摊开左手给宋濂看。

满掌的厚茧，虎口还横着条骇人的旧疤。

“俺媳妇在坊里颠勺。去年给俺生了个大胖小子，六斤八两，那一嗓子嚎得，房顶都能掀了。”

说到孩子，这个糙汉子咧开嘴笑了笑，旋即又死死绷住。

“大同城外俺起了两间大土坯房。虽说不大，可那是俺自己的。这辈子头一回，像个人一样有个窝了。”

宋濂在小册子上飞快记了几笔，点点头：“下一个。”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个黑瘦汉子，筑路队的。

他嘴笨，翻来覆去就几句话，老家遭了水灾，扒着门板漂了三天捡回条命。

进了大同筑路队，一个月一两八钱现银，如今已经在城外置了三亩薄田。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底色却出奇的一致。

天灾，逃荒，濒死。

最后被一碗热粥、一份活计、一月工钱，硬生生从鬼门关拉回了人间。

宋濂一个字没改，一句话没加，就在那儿听着。

他太清楚了，这种带着血泪的真实，比朝堂上任何华丽的辞藻都致命。

轮到杨二娘的时候，屋里安静了一瞬。

她三十出头，脸上刻着比年岁更深的褶子，两只手局促地搓着洗得发白的衣角。

“俺男人被抓去修河道，没回来，就送回来一张破草席。”

她声音很轻，透着股怯弱。

“俺带着俩娃一路要饭到吴县。大的七岁，小的才三岁。饿得眼睛发绿的时候，俺真动过把小丫头送人的心思。”

说到这儿，杨二娘的嘴唇止不住地打颤。

“后来织造公会招人，说会弄那新机器的，月月发现银。俺没碰过，但俺拼了命地学。师傅带了三天，俺就上手了。”

“现在一个月三两二钱。”她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一度，带着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底气。

“俺大儿子，现在在社学里念书！”

这话一出，杨二娘的眼泪决了堤。

她没嚎，就是死死咬着嘴唇，任由金豆子砸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

屋里没人出声。

刘铁柱偏过头，狠狠抽了下鼻子。

旁边几个粗汉也都垂着脑袋，使劲眨着通红的眼。

宋濂等了很久，等杨二娘用袖口胡乱抹了把脸，才轻声问。

“孩子念书，花费大吗？”

“社学不收束修。”杨二娘抽噎着。

“笔墨纸砚都是公会发的。俺就管天天给他烙个大饼带去。”

宋濂搁下笔，册子合上了。

十三个人全部说完，外头的天际已经泛起了一层鱼肚白。

宋濂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腿脚，目光扫过面前这十三张粗粝的脸庞。

“明天，可能有人带你们去一个很大的地方，问你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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