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重要的是提高国人的觉悟，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这当然是对的。在袁世凯的治下，也不得不和现实政治拉开一点距离，不宜批评时政吧。不过话虽这么说，要做到一点不谈也不容易，就说这封读者来信吧，这位写信的人要求陈独秀作文批评筹安会所鼓吹的君主立宪优于共和的主张。陈的覆信说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可是事实上陈在覆信中还是对筹安会的论点作了有力的反驳。卷末的《国内大事记》在记事之中也可以看出倾向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死，就像历史上那些独裁者的死总要带来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样，一时政治空气也有点松动。9月1日开始出版的《青年杂志》第二卷，宣布更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国内大事记》对于时局的这一变化表示兴奋，希望国家从此长治久安。

袁世凯一死，一些亡命国外的人纷纷回国。秋天，蔡元培回来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办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听差到学校里来服侍。他们在逛窑子这一方面名气甚大，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之称。蔡元培就是到这暮气沉沉的腐败的学校去当校长。经过他锐意整顿，很快北京大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许多新的教师。正好陈独秀因事来北京，蔡元培几次前往敦请，请他来校担任文科学长。先后聘来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黄侃（季刚）、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刘半农、王星拱等人。甚至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学校里，学术自由的风气也日渐浓厚起来，学生中也成立了很多社团，像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等。

胡适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提出“施耐庵之《水浒》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具体的主张，他提出：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在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论文里提出了改用白话文的主张。

马上就得到了响应。在下一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

胡适看到这篇，“快慰无似”，就写了一封长信同他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信中有这样一句：“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可不赞成胡适的这个态度，他在覆信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馀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这件事情上他有十足的自信心。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回顾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平和的讨论”，“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是陈独秀的一篇《文学革命论》，才“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沙皇。在俄国着手建立民主政治。可是几个月之后，11月7日的革命又推翻了3月革命所产生的临时政府。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在俄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试验。这对于热切希望中国有所变革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表示希望：“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套用徐敬业讨武则天檄文的口气，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这时候开始，《新青年》用越来越多的篇幅宣传十月革命，宣传苏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跟鲁迅、周作人兄弟在东京一同听章太炎讲学的钱玄同，这时是《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他很热心敦促鲁迅兄弟给《新青年》写稿。后来他在《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回忆说：

钱玄同民国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对于钱玄同的登门约稿，周作人是比较快的答应了，鲁迅却是很迟疑了一些日子才答应。后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记录了他和钱玄同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了他这种失望、颓唐的情绪。那是他住在绍兴县馆的时候，正在抄古碑，钱玄同来访了。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次，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3)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前来敦促他们为《新青年》写文章的，不但有钱玄同，还有刘半农。《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上刊登了刘半农的一首记事诗：《除夕》，诗中记述了夏历丁巳年除夕（1918年2月10日）他到绍兴县馆看望鲁迅作人兄弟的点滴情况。这诗说：

刘半农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甚么？

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半农自己加了两条注释：

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

“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在这一年将尽的夜里，展望即将来临的一年，想到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欲招缪撒”这一点，看来可以解释为打算进行文学创作。“蒲鞭”一栏，刘半农的注释说得太简单了，很难推知鲁迅他们当时的具体设想是什么。也许，后来把范围扩大了一点，不仅限于新出书刊的评介，而兼及于社会批评，也就是《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开始的《随感录》这个专栏吧。在杂志的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上，鲁迅发表了《随感录二十五》，接着，他在这一栏里发表了好些篇短评，后来都收在他第一本杂感集《热风》里。几年之后，他在这书的《题记》中回忆说：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就在刊出刘半农的《除夕》这首诗的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出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正好反映出《新青年》杂志“四面受敌”的情形。这篇标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钱玄同执笔，把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复古派的口吻，用“王敬轩”这个虚拟的署名写给《新青年》编辑部的，同时刊出刘半农写的针锋相对痛加批驳的覆信。只是这覆信的措辞轻薄，连什么“鲜灵芝”、“刁刘氏”都写进去了，反而引起反感，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后来《新青年》同人也很觉懊丧。

这是1918年1月的一次和过去学生的聚会，三个月之后，鲁迅就创作了《狂人日记》。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是小说《狂人日记》（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早两年，他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才促使他写这一篇的吧。这是一篇政论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没有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花费许多心思，他几乎是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口直接呼喊出来，对几千年来中国吃人的宗法制度和旧礼教作了愤怒的控诉：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4)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了这篇小说，谈到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历史的这一思想。这信中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这里所说的“吃人”，当然是一种象征的、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它说的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宗法家族制度以及礼教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对人的摧残。小说刚刚发表，就得到了响应。成都吴虞写了篇《吃人的礼教》（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说：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