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状故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鲁迅断言，这样的向外国学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惟若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则准史乘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应该怎样办呢？这篇文章指出：“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居今之世，不与古同，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

具体到自然科学方面，鲁迅提出了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意见。文章里举出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证明，尽管基础理论科学的进展，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归根到底，它必定会在推动科学进步中发挥作用。例如牛顿在力学方面的发现，笛卡儿对数学的贡献，在长时期里只是人们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鲁迅能够这样强调提出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不但大大走在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前面，就是对于后人发展科学事业也是富有启发的。

在这篇介绍自然科学历史的论文中，鲁迅还提出了“当防社会入于偏”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在《河南》月刊第七号（1908年8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论文《文化偏至论》和他翻译的《裴彖飞诗论》。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4)

同《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一样，《文化偏至论》也批评了当时的新派人物，指出他们“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文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述弗行”；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其中有的人甚至是借新招牌以谋私利，他们“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概括地说，鲁迅认为，“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鲁迅在批评这些人物的同时，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明有两大流弊，其一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及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这就是说，个人被“众数”所抹煞了。另一个流弊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兴，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就是说，主观精神被物质生活蒙蔽了。鲁迅希望，“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

20世纪新文明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当时鲁迅认为，首先是几年前去世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当然也包括他的前驱叔本华和施蒂纳这些人。谈到尼采的历史地位，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说：“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他的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2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下卷，第311页、第319页。“不可否认，尼采向来虽然没在专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起了很大的影响。也必须承认，他关于未来的种种预言至今证实比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要接近正确。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2罗素的这个见解，有助于人们理解鲁迅倾心于尼采的原因吧。尼采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攻击旧道德，攻击旧伦常观念，不能不引起鲁迅的共鸣。鲁迅显然赞同尼采关于“超人”的说法，提出“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同时他还认为，必须用“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光”，来消除“唯物极端”的流弊。鲁迅以为中国的出路就在这里，只要贯彻了这个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就这样，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乎一世。

鲁迅喜爱尼采的文章，曾经将他的名著《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用文言译出，后来又用白话译出，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新潮》月刊上。这兴趣到老不衰。1934年他还建议他的年轻朋友徐梵澄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和《看哪这人》译出，并将书名分别代定为《苏鲁支语录》和《尼采自传》，介绍出版。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5)

在刊登《文化偏至论》的同一本《河南》月刊上，还刊登了鲁迅译的《裴彖飞诗论》。这原是奥匈人爱弥尔·赖息的《匈牙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原文是英文，经周作人口译，由鲁迅笔述的。译文分上下两部，这次刊出的只是上半。

不久，《河南》杂志就出了事。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论过于激烈”为词，要求日本当局查禁。刊物就停刊了。《裴彖飞诗论》的下半就没有能够刊出，译稿也遗失了。

鲁迅的论文《破恶声论》的上半篇刊登在《河南》月刊第八号（1908年12月出版）上，也因为刊物的被禁没有登完。这篇也同《文化偏至论》等篇一样，批评了一些口称“革新武备，振起工商”的“新党”，以为他们不过是“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们到外国留学，“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文章甚至激愤地说，“故病今日中国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也可见他对这种人的反感到什么程度了。鲁迅寄希望于和这一类志士英雄完全不同的人：

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隲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这“人各有己”，是极重要的事。鲁迅的这篇文章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也就是《文化偏至论》中说过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意思。

对于当时颇有号召力的“爱国”这个口号，这篇文章做了这样的分析：“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鲁迅不赞成这种“爱国观”，他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国家的光荣并不在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在于“艺文思理”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他认为那种“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只不过是“兽性之爱国”。鲁迅说，“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鲁迅不赞成这种“兽性之爱国”，特别是因为“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

1908年住在伍舍的几个月里，鲁迅有机会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对于这一位坚决反满的著名学者，鲁迅早就怀着仰慕之心了。1903年，章太炎因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为邹容著《革命军》所作的序言被捕，被判监禁三年。1906年出狱，即到日本，不久就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道：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馀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一九○六年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当时一同听讲的周作人和许寿裳也都写有回忆。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民报社听讲二》中说：

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与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钱夏，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鲁迅曾借未生的笔记抄录，其第一卷的抄本至今尚存。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出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6)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馀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鲁迅听章太炎讲学虽只几个月时间，可是他后来运用文字的“洁癖”，对魏晋六朝文章的爱好这些方面，都明显有着章太炎的影响。他一直到晚年，对这位老师都是十分尊敬的。1933年6月18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