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後，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後，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後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麽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於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於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鲁迅全集，第1卷，墳，页23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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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在老西开值勤之华警，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拘留不释。

1 賷，疑賷之误，赍与来通，或即下之大来饭店。

2 伍廷芳於此时刚就任外交总长。

1 工厂鸣汽笛，上海话叫作拉回声。

1 此文最初发表於1917年1月30日甲寅日刊。

1 此文最初发表於1918年8月新青年月刊第5卷第2号，署名唐俟。

1 1918年1月，康有为在不忍雜志第9、10两期合刊上发表了共和平议和与徐太传（徐世昌）书两文，攻击“民主共和”，崇扬“虚君共和”（郎君主士宪），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政治，而应实行“虚君共和”。陈独秀当时曾作论文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驳斥他，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3号。

2 1917年10月，俞复陆费伯鸿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1918年1月刊行灵学叢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话。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叢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

3 君政复古时代，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会在1916年1、2月出版的中国学报第1、2期上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1 贞操论，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文中列举人们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贞操上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道德一律实行。

1 在孔孟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後，凡是崇奉孔孟学说的读书人常常自称为“业儒”，即以儒为业，在这里，是指那些竭力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2 这是宋朝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22。

3 “长坐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元朝白话文，元朝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是“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简称徽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徽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徽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徽号，“杰出”的意思。

1 “双烈”一类的事，常见於旧时的地方志中。“七姬墓志”是元末明初的事情，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便囘家逼她们一齐自缢而死；后来七人合葬於苏州，明朝张羽为之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甲申三百年祭

更新时间2005-6-23 21:05:00 字数：20932

甲申三百年祭

作者：郭沫若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

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

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

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

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

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

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1944年3月19日，明朝灭亡纪念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刊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来源：中华读书报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

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

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

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

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1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

说也就是\"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

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

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

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

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

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

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

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

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

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

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

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

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

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

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

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

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

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

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

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

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

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

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

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

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

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

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

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

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

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

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

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2。此皆衰世乱政，而敢

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

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3，

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4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

乱自此始矣。\‘ 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