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在预备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决议起草工作，肯定了胡乔木付出的艰苦努力。

胡乔木代表起草小组，在全会上对历史决议作了几点说明。他说，“这个决议稿是二十几位同志一年多的集体作品，中经多次修改，我只是参加了一部分的修改工作。稿中的重要观点很难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许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许多是四千人讨论时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志征求意见时提出的。五月十六日决议稿虽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过，但如有不正确不适当不明了之处，以及其他缺点，都应由我负责。”

历史决议起草前后，是胡乔木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起草决议，使胡乔木有机会重新系统地思考建国以来中共和中国社会所走过的路，重新思考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胡乔木在这些问题上的卓越见解，构成了胡乔木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胡乔木的这份政治遗产，限于本书的篇幅，不能做到一一展开论述，但有两个问题不能不重点说明：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

在中共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左”和右作为政治范畴，歧义纷纭，曾经困扰着许多理论家。1989年胡乔木访美期间，发表了《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著名演讲，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舆论界认为，晚年胡乔木的有关论述，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见解。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三部分 十八、最后的思索(8) 作者 : 尚定

关于“左”和右，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界定。他说，事物在时间、空间里运动，如果我们走到正确位置的前面去了，这就叫做“左”倾，就脱离群众了；如果落在群众的后面，就是右倾。

在胡乔木看来，导致“左”倾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客观世界跟自己的主观世界发生矛盾，致使主观上的各种想法成为一种臆想。表现在革命过程中，容易犯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这些情况，既发生在马恩时代，也发生在列宁时代。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共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纠正了革命过程中的这种错误，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的不朽贡献，更多是就此而言的。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问题在于，建国以后，这样一个曾经力挽革命于狂澜中的伟大人物，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推行着一系列“左”的做法，重复着他自己曾经力主纠正的“左”倾错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胡乔木认为，这首先是由于理论上陷入了误区。毛泽东以群众觉悟作为标尺来界定“左”右，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即便在革命时期，这种定义也不能算是严谨的。胡乔木举例说，秋收暴动时，提倡杀人放火。毛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不赞成。这就无所谓跑到群众的前面还是后面。因为好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掉呢？再如解放战争期间老区土改以及“文革”期间的打、砸、抢，等等，这些跟群众的觉悟根本没有关系。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左”的做法。

由此看来，“左”倾并不都是革命者的认识超前，孤军深入，群众跟不上。像上面那些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群众越觉悟，就越反对这种做法。

在革命时期，往往将“左”倾错误发生的社会根源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方式。1945年的历史决议，就讲小资产阶级从狂热转为消沉，因此左右摇摆。还说，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到党内来的人，还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产生了这些错误。事实上，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沿袭到建设时期，1959年彭德怀批评毛泽东，不就是用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令毛十分恼火的词汇吗？

胡乔木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解释，容易犯实用主义的错误。犯“左”的错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根源，也有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根源。历史需要分析，需要“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要研究小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究竟有没有这种愿望。如果说有的，那么这种解释就是合理的；反之，这种解释就是不合理的。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三部分 十八、最后的思索(9) 作者 : 尚定

用主客观世界矛盾的角度解释“左”倾错误的根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存在着急于求成的错误，同样是夸大一个方面，贬低另一个方面，对客观世界作歪曲的、片面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的错误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一是经济上。

政治上，其中也包括文化上的“左”倾错误，就是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遇风吹草动，就容易误认为又来了什么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影子始终笼罩在许多人的思想里。人们无法准确地理解和判断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状况。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但是，事实远非如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大类的矛盾，应该说是毛泽东的贡献。这是一个认识了的事物。但是，认识了的事物，并不一定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条件一变，又会发生错误的认识。经济上的“左”倾，也同革命时期急于求成的心理一样，希望建设能够很快地取得成功。谁不希望中国迅速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这个希望完全是正确的。希望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自己尽快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这个希望，是远比希望本身要复杂得多的问题。

以上两个方面，自然都不是能以阶级根源来解释的。关于这一点，胡乔木有一番精辟的解释。他说，因为这不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认识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发生的错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路就找错了，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人犯错误，并不都是因为有个什么阶级根源，不但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会犯错误，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人犯错误也不能都说是由于阶级根源，如科学家搞试验经常要犯错误，你说这是什么阶级根源？这是胡扯。”即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也不能用阶级根源来解释。

80年代末，胡乔木提出了“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著名命题。

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由中国第二代领导层核心人物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从历史角度加以系统阐释的，则是中共第一支笔、邓小平时代的第一大理论家胡乔木。

胡乔木试图从5个方面阐释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领导层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长久延续的原因。这无疑是胡乔木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三部分 十八、最后的思索(10) 作者 : 尚定

第一个原因，胡乔木认为，是中共领导层主要是毛泽东，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速度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毛泽东的想法，显然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胡乔木认为，中国50年代前期，确实充满着阶级斗争。1956年，中共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匈牙利事件、反右派斗争，成为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而苏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共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快就被用到党内，最后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经济领域，先是以“政治统帅经济”，接着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样的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产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这期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且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革”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1963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革”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三部分 十八、最后的思索(11) 作者 : 尚定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因素，在撰写“历史决议”时，胡乔木坚决主张不写进。当他步入思维的晚年，他终于写了出来。关于这种以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为具体内容的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来源，胡乔木认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

第四个原因，是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