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五、重庆谈判的日日夜夜(6) 作者 : 尚定
周恩来首先发言,他说,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盘子。毛主席是否亲自出去,看我谈判的情况而定,因为总是要谈得拢才能出去。对蒋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朱德和彭德怀总的意见是支持毛去重庆。
朱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的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还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彭说,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上定下来了。会议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保证毛、周离开期间中央书记处保持五人开会。
8月25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继23日之后,再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当天即予回电:
鄙人承蒙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大使来延面,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当晚,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同志与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经过一夜的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起,立即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重庆谈判问题。毛说,重庆是可以去且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散会后,毛泽东起草《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去重庆谈判的有关事宜。
27日,毛与刘少奇谈了整整一天一夜。他们谈到了中共的历史和现实,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毛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从20年代到40年代,毛与蒋打了近20年的交道,真可谓知根知底。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机离开延安,赴陪都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随行人员有胡乔木、陈龙等。
对于延安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所有中共高级干部都来到机场上送行。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五、重庆谈判的日日夜夜(7) 作者 : 尚定
时值秋高气爽,但是人们的心情却无比复杂,沉重?失落?忧虑?这是10年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延安,也是延安的人们第一次离开毛泽东。与蒋介石这样一个人物打交道,人们很难预料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上午8时半,毛泽东准时走出他在枣园的窑洞,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乳白色救护车走去。车是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捐赠的。
突然,毛泽东停住了脚步,转身看着那一排排窑洞,看着陕北高原的晴朗的天空和无垠的黄土地,陷入沉思。
周恩来走过来,悄声地说:“主席,时间不早了,走吧!”
毛泽东挪动了脚步,周恩来却停住了脚步。他看了毛泽东的头顶,“主席,这帽子好像不太合适,有点小。”
毛泽东“噢”了一声。毛泽东在延安一直穿着布鞋和粗棉布衣服,为了这次谈判,叶剑英特地为他买了一双皮鞋,还专门让人在北京订做了一套灰布中山装。帽子还是江青跑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的。毛泽东自己也感觉到有点紧。
“主席,戴上这顶试试吧。”周恩来摘下自己头上的那顶盔式帽,递给毛泽东。
“正好,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那我就夺人所好了。 ”毛泽东戴上周递过来的帽子,试了试。
毛泽东登上救护车,向机场驶去。
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
同一架飞机上,还有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胡乔木和陈龙等。
毛泽东坐在最前排的一间单人舱中,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 张治中等人紧靠着毛泽东。
当飞机升向空中,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飞行员,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说,“我要向陕北人道个别。”
飞机在延安上空绕了一圈,随后向南飞去。
飞机在中国的西部飞行,从西北飞向西南,飞过渭河、黄河。
胡乔木探过身去,问道:“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沉吟片刻,从容地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胡乔木揣摩,这“不了之局”大概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
“不害怕!”
“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
毛泽东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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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五、重庆谈判的日日夜夜(8)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想起前天夜里枣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也是这种沉着和坚定的语气。毛泽东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宣布了赴重庆谈判的决定。胡乔木仍然负责记录。
毛泽东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一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不利于蒋的独裁的。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下午3时,飞机缓缓地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几百名中外记者在机场上已等候许久,都希望一睹中国另一位政治领袖的风采。
但毛泽东让他们失望了,他没在机场停留,只是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一下飞机,就被安排走向一辆牌号为“2819”的美国大使馆防弹车。
赫尔利和张治中同车。
“我住什么地方?”毛泽东问张治中。
“委员长专嘱,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
“我是中国人,不住美国招待所。”毛泽东说。
防弹车载着毛泽东先去了张公馆,后来被安排在山洞林园的政府招待所。
胡乔木住处紧挨着毛泽东。
接下来的43天,充分地展示了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坐到了一起,这本身就兆示着深刻的政治变迁。谈判十分艰难,进展十分缓慢。这一点,国共双方均不感到意外。谈判基本上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一个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之间的磋商。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较量绝不仅仅是在谈判桌上,国共双方也都这样看。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五、重庆谈判的日日夜夜(9) 作者 : 尚定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 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毛泽东来重庆,也不仅仅是与国民党谈判。40多天里,比起在延安,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毛泽东的日程排得很满,他要广泛地接触各方面人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拜会的客人中,既有像宋庆龄、冯玉祥、张澜、沈钧儒等老朋友,也有柳亚子、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芸生、左舜生等中间派人士,甚至包括陈诚、陈立夫、宋子文等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士。毛还同在重庆的外国人士进行了接触。
对于蒋介石军事上的挑衅,毛泽东针锋相对。就是在重庆期间,七大前后考虑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军事战略方针,最后被确定下来。
中共双方都清楚,谈判桌上的东西只能从战场得来。
国民党调动36个军、73个师,企图尽快控制华北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迅速抢占东北,逼迫中共在谈判上屈服。
毛在离开延安前,要求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刘伯承、邓小平心领神会,抓住机会,9月初发动了上党战役。
当时,一些人为在重庆的毛泽东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毛在重庆听到上党大捷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回到延安后,毛泽东还说过:“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时,重庆谈判已近尾声。
胡乔木是第三次来重庆。中共在这里的新闻、宣传和文艺机构中,胡乔木有许多老朋友,可由于太紧张,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们。朋友中就包括当时在重庆的乔冠华。
乔冠华也是江苏盐城人,十多年前与胡乔木同在清华读书。同吃家乡水,同出水木清华园,老友相逢,格外喜悦,但也因此产生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乔冠华于1937年从德国回国,曾在香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