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一部分 四、在延安整风四在延安整风中 下(1) 作者 : 尚定

四在延安整风中（下）

1943年，中共党内的形势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这是由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带来的。

1943年以前，中央的领导机构基本上维持长征前的状况，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尽管此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某些成员的地位和责任也有重要变动，但是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是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作调整。

1941年9月会议以后，张闻天深感已无法负总责，主动要求赴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从此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1941年已由毛泽东派往管《解放日报》；王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在重庆，很难参与中央的全盘工作。

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毛主持，在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是秘书。实际上由王稼祥负责，具体工作由胡乔木承担。胡乔木还继续担任毛的秘书和总学委的秘书，更深地参与了整风运动。

8月，毛泽东开始主持编辑《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毛将这一工作放在总学委，由于参加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编辑，胡乔木自然是最重要的人选。

胡乔木接受任务后，主要负责与毛联系。文件目录由毛选定，胡负责送给参加选编的领导传阅。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

《两条路线》以《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为主要资料来源，共收录文献131篇，挑选了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工作进展得很快，毛泽东仅用了几天就选定了篇目。胡乔木送给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传阅。

《两条路线》编辑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后装订成上、下两册，共印了2千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主要领导几乎人手一套。中央总学委同样作了严格的发放规定：凡受书者都必须登记，并负责妥善保存，不得遗失，不得转让，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仿照1941年9月会议，召开了扩大会议，继续批判王明路线，统一干部思想。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年底。胡乔木自始至终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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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四、在延安整风四在延安整风中 下(2) 作者 : 尚定

通过两年整风，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会议，主要是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检查，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总结性批判。博古、周恩来、洛甫等都作了检查发言，分析和评价了中共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很多是一针见血的。

周恩来对检讨作了充分准备，光是发言提纲，就写了2万多字。周的发言分为“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五大一直讲到当时。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周在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情况也最多。这决定了周的发言也最有说服力。

周的发言高屋建瓴、总览全局，对党史人物、事件如数家珍，讲述得十分清楚。对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周概括为“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逼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对王明路线的本质，周概括为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惟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当做私人工具，等等。

周恩来热情地赞颂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他说，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还大量阅读了档案资料，写出五万多字读书笔记。其中，《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对于教育全党认识六大前后的是非，起到了极大作用。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过多次发言。发言的重心仍然是批判党史上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仍然是王明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源。毛的发言依然尖锐、深刻，甚至说出了一些过火的话。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持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

由于王明自始至终没有参加会议，加上毛的发言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因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会议不应有的离心气氛。

11月底，李富春代表中央与王明谈话，告诉王明即将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正在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讨论历史问题，希望王明认真作出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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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四、在延安整风四在延安整风中 下(3) 作者 : 尚定

12月1日，王明要妻子孟庆澍代笔，由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王明还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当然，整风如果仅由此结束，那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毛一再重申，整风的目的是总结过去，搞清历史，开辟未来，不是整人。

1944年开春以后，中央安排了1千多名干部集中学习了7本书，即《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党史》和毛泽东主持编纂的《两条路线》上下册，指示在这个基础上，认真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

4月12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根据上述精神，中央书记处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已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

这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做准备。其中起草历史决议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共开了11个月，是中共党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

胡乔木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了六届七中全会。同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参加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应当说，这是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它为胡乔木的思想产生再一次的飞跃，奠定胡乔木在中共理论领域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晚年的胡乔木，曾不止一次地如数家珍地回忆这一重要的经历，谈起来是那样的细致，是那样的一往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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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四、在延安整风四在延安整风中 下(4) 作者 : 尚定

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任弼时立即投入了工作，很快写出了第一个稿子， 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稿子是以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后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写的。任对初稿作了数次修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尤其是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概括，称“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

在任弼时稿子基础上，胡乔木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稿子讲了4个问题。第一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到抗战爆发十年间的党史，强调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及其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第三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长时期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第四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新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新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

比较起来，胡的稿子篇幅已大大压缩，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个稿子又经过任弼时的多次修改，但是，中央仍然不是很满意，责成张闻天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

张闻天参与党内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历史，思维清晰而具深厚的理论功底。经他修改后，稿子的质量大大提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有分量的话，他写道：“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定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

任、张、胡共同参与起草的稿子，被作为初稿提交中央。

初稿形成后，中央组织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参加了讨论。讨论的地点就在毛泽东居住的枣园。有一段时间，工作相当紧张，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对决议稿逐章逐句地讨论。与会者谈论中共的历史，同时联系着现实。

胡乔木作着详细的记录，并根据讨论意见，随时修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