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灯塔书店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柳倩独自坐在工作台前，面前摊开着赵明宇和刘婷婷的失踪档案。台灯的光晕在发黄的纸页上投下一圈暖色，却无法驱散她心头的寒意。

十七个标记，十七个失踪者，十七个在时间中被遗忘的名字。而周小雨，只是其内一个。

她拿起赵明宇的照片，那是个瘦削的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对着镜头笑得有些拘谨。档案显示，他最后被人看见是在2009年1月15日下午5点20分，从学校出来，沿着解放路往家的方向走。那天是腊月二十，再有十天就过年了。奶奶在家包了饺子等他，可饺子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再也没回来。

刘婷婷的照片是初一入学时拍的，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很大，但眼神里有种过早成熟的忧郁。她失踪于2009年9月3日，那天是开学第三天。父母是凌晨收摊的烧烤摊主，她放学后通常会先到摊上帮忙。那天她给同学发短信说“有点事晚点到”，然后就消失了。父母以为她去同学家写作业，直到深夜打烊回家，发现女儿根本没回来。

两个孩子的家庭都在事发后报了警，但线索寥寥。当时的监控系统不完善，目击者几乎没有，案件很快成为悬案，被归档、被遗忘。

柳倩将这些档案与周小雨的放在一起比对。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年龄相仿，失踪时间相隔四到八个月。失踪地点都在以灯塔心理咨询室为圆心、半径五公里的范围内。家庭背景相似：赵明宇父母离异，由年迈的奶奶抚养；刘婷婷是外来务工子女，父母忙于生计；周小雨丧母，父亲下岗。他们都是社会支持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即使失踪，也很难引起持续关注。

“典型的猎物特征。”柳倩喃喃自语。

但吴文渊是怎么选中他们的？通过学校？社区？还是别的什么渠道？

她想起郑教授的话：“文渊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有创伤经历的。”如果吴文渊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接触到这些孩子呢？或者，他通过某种方式筛选出“合适”的目标？

柳倩打开电脑，在数据库里搜索“灯塔心理咨询室”和“青少年心理讲座”。果然，在2008年至2009年间，吴文渊以“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题，在江州市多所中学举办过公益讲座。她调出讲座列表，心头一紧：赵明宇所在的江州三中，讲座时间是2008年12月10日；刘婷婷所在的江州实验中学，讲座时间是2009年4月15日；周小雨所在的江州一中，讲座时间是2009年3月22日。

都在他们失踪前一到三个月。

这不是巧合。

柳倩将这些发现整理成文档，凌晨三点才趴在桌上昏昏睡去。梦中，她看见无数少年少女的身影在迷雾中行走，他们手拉手，沉默地走向一座发光的灯塔。当她想要追上去时，脚下突然裂开深渊——

“姐！姐！醒醒！”

林薇的声音将她从噩梦中拉回。晨光透过书店的玻璃窗洒进来，桌上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豆浆和几个包子。

“你昨晚没回去？”林薇皱眉，“黑眼圈都到下巴了。”

“查了些东西。”柳倩揉揉太阳穴，接过豆浆喝了一口，温热的液体让她清醒了些，“你看这个。”

她把电脑屏幕转向林薇。林薇快速浏览着，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在讲座上物色目标。”林薇得出结论，“然后通过什么方式接近他们？”

“心理咨询室是明面上的渠道。但像赵明宇和刘婷婷这样的家庭，不太可能主动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柳倩调出另一份资料，“但我查了当年的报纸，发现吴文渊的‘灯塔计划’还有一个分支：‘灯塔助学基金’。名义上是资助贫困学生，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筛选机制。”

郝铁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寒气：“我查到了吴文浩‘死后’的银行流水。果然有问题。”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这是吴文浩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2010年车祸后应该被注销了。但实际上，这张卡一直有零星交易，直到2012年。取款地点主要在江州和周边几个县市，金额都不大，每次几百到一千。但奇怪的是，取款地点没有规律，时间也不固定。”

“有人用他的身份在活动。”林薇说。

“更奇怪的是这个。”郝铁调出另一份记录，“2011年3月，这张卡在深圳有过一次ATM查询记录。而那个时候，‘新希望健康管理集团’正在深圳注册成立。”

三人都沉默了。所有的线索，像散落的珠子，被“灯塔”这条线串了起来。

“所以，吴文浩可能没死，而是换了身份，成为‘新希望集团’的幕后人物之一。”柳倩分析道，“吴文渊在江州物色目标，建立初步的‘灯塔计划’，之后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将这个计划升级、扩大，转移到深圳，以‘新希望集团’为掩护，继续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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